毓贤七月九日诱杀山西四十四名洋人，确是事出有因。根据他的报告说，晋省传教士自闻津沽开衅后，“即有煽惑教民，聚众蠹动情事。”六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民焚毁省城东夹巷英教堂后，“奸谋日亟，潜聚教民益多。”当时“民心徨徨，日夜惊扰”。毓贤“恐其一旦乱作，滋蔓难图”，“该洋人又复与教民等潜相勾结，希冀乱省城，以图一逞”，所以决定将洋人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全部杀死，“以彰国典而靖人心”（《义档》281页）。在对外宣战之时，传教士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经毓贤“访证明确”后将他们“拿获正法”是可以理解的”。且第二天即“奏明在案”（《义档》504页），经□批认可。当然不分男女老幼，全加诛戮，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只能说是扩大化，并非都属枉杀。
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毓贤的震惊和愤恨。“胶州湾为德所占据，毓资亟愤之”（《义丛》第一辑134页）。一八九九年接任东抚后不久，法兵在兰山、日照“焚烧民房”，“*民命”，他气愤地说：“似此凶横，实属有乖睦谊”（《义档》23页）。同年，他再次议结□属教案后向清庭报告说：“伏查德人阴谋诡计，极为叵测，动辄以不关紧要教案，借为开衅之端”（《义档》31页）。十二月六日在遵旨复陈东省现办教案并无偏袒折中中又指出：“彼族得步进步，其气愈骄，动辄挟制，反谓虐待教民”。这时毓贤对洋人、教士虽很不满，但并不敢与侵略者决裂，自称“奴才遇事斟酌，小事迁就，以顾大局”（《义档》40页）。不过他已经看出“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这是他后来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思想基础。可见，毓贤正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对列强加紧侵略，日益引起不满，产生“排外仇教”思想，继而主张抵抗侵略，保卫大清封建王朝。他浓厚的封建顽固落后思想对其“排外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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