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行动并非反对资本主义新事物，而是反对列强的侵略。从宣战后毓贤的一系列行动来考察，也可以看出他不全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旧事物而反对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系的新事物，有不少是抵抗侵略的正义行动。如当他接到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当天，即上奏遵旨招集义和团，“以备缓急之用”。主张坚决抗战，“以申天讨。”认为“民心甚坚，兵威克振，务宜一鼓作气，□奏肤功。”建议“如臣工有以议和之说进者，请即批饬不行”（《义档》181页）。并提出“水军彼长于我，陆军则我胜于彼”。“计莫若以我所长，制其所短，各口岸均严设陆军，节节妥为防守，亦以逸待劳之上策也。”批评“近年来，南北洋水师徒耗国帑，一旦有事，皆不足恃，甲午中日之役，可为殷鉴”。还提出启用董福祥、联络义和团，加强沿江、沿海各炮台的防守，严禁各口岸兴贩出洋等许多积极建议（《义档》182页）。应该说，毓贤是一个够得上称为抵抗派的人物。

　　毓贤与洋务派大官僚对帝国主义侵略、义和团运动态度上的分歧，也是他们之间爱国与卖国的分野。在民族矛盾尖锐化，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毓贤与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官僚，对义和团与外国侵略者态度的分歧表面化了。

　　与帝国主义关系较少、思想比较顽固落后的毓贤，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严重威胁下，感到封建统治岌岌可危。为了要“固结民心，抚辑穷黎起见”（《义档》32页），曾拨款一万余两抚□兰山、日照被法兵滋扰的乡民。支持山东大刀会练拳时，他不但“赏以银两”，并鼓励“善学尔术，将为国家之用”（《山东资料》第三分册210页）。倡言“当今国事日坠，由于民志未伸。如今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捐盗也”（《义和团》1．263页）。毓贤在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面前，愿意一定程度的联络人民反抗侵略的思想和行动，还是比较坚定的。直到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他在九月一日的一个奏折中，仍坚持说：“窃以时事暂虽艰危，亟宜收拾人心、固结根本为第一要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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