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诫条起到了组织纪律的良好作用。

　　任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必须有一定的纪律来维持。义和团的团规和诫条，实质上就是一种很朴实的革命纪律。据记载：人们是否入团，义和团并不强迫，但“有愿投坛者须有切实保人，且须向坛跪香立誓，有不愿者亦不强。”（《义和团》第二册，第156页。）入团后，就要遵守团规或诫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即合掌施礼）。”（《义和团》第二册，第142页。）“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义和团》第四册，第148页。）“不茹荤，避妇人”（《义和团》第二册，第9页。）。队伍行进时，要“目不旁视，鱼贯而行。……不多言，亦不买食物。”（《义和团》第一册，第448页。）“路遇不平，不惜躯命代为伸理”（《义和团》第四册，第470页。）。战场上，缴获东西一律归公，不准私自处理。这些诫条如若不遵，则符咒不灵，神不附身，不能避枪炮，战斗中亦“万不能活”。因此，每个人都很认真地遵守这些纪律。例如在北京城中，除部分团民生活由地主或王宫贵人及富户为求保护而出资供应外，许多团民仍是“自备斧资”，“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义和团》第四册，第422页。）“夜间席地而卧”（《义和团》第一册，第346页。）或“在庙宇及空闲店内设坛居住”，从不轻易侵占平民房舍。对京师的各种珠宝财物，不抢掠，甚至对于弃之于路的物品，也“多不敢辄抢”。义和团这种严明纪律，连袁世凯也不得不供认“部勒颇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页。）。

　　义和团的严明纪律，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光绪后来也承认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是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记载说：天津群众给团员送大饼，“而家家皆乐送之，且必诚心敬意，不敢稍亵。甚至有家无隔宿之粮，而亦虔诚备办者，……由是各坛中大饼，皆堆积如山。”（《义和团》第二册，第24页。）从这些方面看出，宗教诫条对于维护义和团的秩序，对于加强团与团之间、团与民之间的联系，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证和推动的作用。

　　当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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