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告，只是笼统地提出了战斗的目标。如“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义和团》第一册，第120页。）“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义和团》第一册，第112页。）“红灯照、义和拳，力无穷，法无边。烧铁路，拔线杆，枪无药，炮无弹。洋人灭，尸相连，人神喜，鸡犬安。”（《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这些宣传，虽然把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洋人与洋人之间、侵略者与物质之间的区别，因而盲目地反对一切洋人和洋物。例如，在反对手拿武器的侵略者的同时，也把那些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车站管理人员、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正当商人、外交人员及洋妇幼儿，统统都加以反对和逐杀。在反对洋人的同时，也把那些因种种原因入教的所谓“二毛子”及与“洋”字有牵连的“三毛子”、“四毛子”等，加以攻击，这种作法，势必加速敌人阵营的扩大，为反帝斗争带来了不利的后果。
第二，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重大牺牲。战争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必须根据战争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客观环境，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制定出合乎实际的作战方案，这样，才能减少损失，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而义和团战前很少作任何实际的调查，进行准备的只是念上几遍咒语，认为就有神仙附身、法术无穷了，可以不费力气地消灭对方。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炮，一哄而起，冲锋向前，以致于“死者如风驱草”。尽管蛮干带来了“尸骸如麻”，但义和团的领袖们仍不抛弃宗教迷信的宣传，把“童子为前队”的死亡，说成是“法力小，故多伤亡”（《义和团》第一册，第148页。）。对“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义和团》第一册，第346页。）把经过治疗无效死去者，说成是“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故不能好耳。”（《义和团》第二册，第36页。）他们不顾客观事实，以不变应万变，继续用违反科学的宗教迷信，驱使广大团众在敌人枪口下乱冲乱闯，因而，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重大牺牲。
第三，义和团的宗教迷信特征，也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极不统一。他们在信仰上没有统一的神，因此互不统属。自成体系成了义和团的一个奇特现象。几十人、几百人，或一村一镇都可以自立坛口，有自己的大师兄、二师兄，有自己的崇奉之神。坛口有权决定成立与解散，团员也来去自便，无所约束。坛口与坛口之间也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从属关系，而是限于“亮拳”、“拜团”、“传帖相约”这类原始的联系上。虽然有威望的总坛口在有急事时也能“传单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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