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立聚，”（《义和团》第四册，第466页。）“一唱百和，从者如归”，但这只适用于一些小的冲突和一般情况，一旦遇到特殊情况，这种“从者如归”的局面就会消失，而出现各行其事的现象。6月8日天津义和团冒雨出战，……途中（团民）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义和团》第二册，第152页。）象义和团这种大规模的起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而依靠各个坛口的自愿赴约，这就很难引导运动走上胜利而健康的轨道。这种情况，在农民战争史上和白莲教起义的史册上，都是很少找到的，当然更难与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军政合一组织相提并论了。正是由于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和落后的宗教组织形式的限制，才使义和团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一盘散沙。这种分散局面，不可能对帝国主义进行有力的痛击，反而会遭到帝国主义的各个击破，使运动很快失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对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我们应该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随意地否定是不适当的。在那个时代，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有着它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值得否定的消极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比较起来，肯定的一面是主要的，是主流。这是因为：（1）义和团运动本身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教训了帝国主义，也大大动摇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而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正打上这个运动的烙印，始终燃烧着炽热的反帝火焰；（2）它适应了群众斗争的思想觉悟，受到了农民的欢迎，确是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当然，对义和团宗教迷信的消极面，我们也应该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它，把它说成是“实在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的理论来解释”的纯消极力量，把它说成是义和团排外主义和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只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不能否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个运动发展的宗教迷信也不能全盘否定，而且，无论这种宗教迷信的消极作用如何严重，它也不可能超越另一面（即对运动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占主导地位。因为，义和团这种宗教迷信，毕竟不同于一般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性质，是和统治者要求人“驯服”、“忍耐”的宗教相对立的；另一方面，这种宗教迷信只是一种形式，它不能决定事物的本质。义和团即使没有宗教迷信，也同样会出现盲目排外的现象，这场运动也必然同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起义一样，失败早成定局。所以，对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既不应该说成是完全消极的力量，又不应该把实际存在的消极因素夸大到“造成封建蒙昧主义”的程度，是义和团排外主义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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