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封住敌人的枪炮，枪弹纷飞的战场，并不能避免无情死亡的现实。然而，念咒、喝符在当时已成了流行的一种形式，这尤如后人作战，誓以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必与阵地共存亡一般，是鼓舞士气、激发对敌仇恨、增强必胜信念的一种表示。义和团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的作用，在战场上竟是那样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打得他的敌人心有余悸地说：一听到义和团的号角声，就全身发抖，甚至“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义和团》第二册，第216页。）。一想到中国的那种无畏的抗击力量，便“心胆俱裂、一夕数惊”，感到“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援军遭到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命运。”（《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九编，第9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是沉重的。义和团中的宗教迷信确是鼓舞了千万人去英勇战斗。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也不承认，反而去讽刺和挖苦他们荒唐、愚昧和无知，把他们的宗教形式仅仅说成是戏台上作戏，只是白白送死，那么，义和团反帝爱国的积极意义，就很难说起了。
我们承认宗教迷信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和战斗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是说，农民群众参加义和团及团众的勇敢杀敌精神就完全来自于宗教迷信的作用。宗教迷信是一种形式，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农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义和团的一个传单说：“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义和团》第一册，第112页。）这段话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义和团要练拳、习兵法同鬼子打仗，原因是洋鬼子“无伦”、“鲜节”，如同禽兽。“神出洞，仙下山”是为了“助学拳”。可见，宗教迷信的作用，义和团自己也认为只是“助”，而不是“主”。没有对侵略者的仇恨，义和团是不可能动员那么多的人、以血肉之躯和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相搏。单纯的宗教迷信是不可能掀起这么一场壮烈的斗争的。
我们既承认宗教迷信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承认它对这个运动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虽然这种宗教迷信是义和团起义造反的精神武器，但它毕竟是唯心主义的产物，是一种“鸦片”，是“最下等的精神酒类”。它在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随着斗争残酷性的日益加剧，这种推动作用就愈来愈失去效力，乃至走向反面，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首先，它不能科学地指明革命斗争的目标、方针、政策和策略，解决不了义和团起义之后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重大问题，反而会使义和团坠入盲目和神秘主义的迷雾之中。义和团的符咒、乩语、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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