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义和团民皆以忠勇为名，自应深明大义，原冀其戮力报效，藉资折冲御侮之用。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所顾忌，殊属不成事体。若不严加分别，恐外患既迫，内讧交乘，大局何堪设想！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即著载勋等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倘尽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07页。）

　　朝廷在发布奖义和团为“义民”的诏书仅仅九天之后，就又颁发了这样一个上谕，这其间，自然反映着各种*力量间错综复杂的微妙斗争。但发布这个上谕的直接因由，史书中均语焉不详，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材料比较具体地讲述了这个上谕的出笼经过：

　　“近畿拳众劫杀无忌，凶慝渐彰。上以诘，统拳王公诿为伪团。于是有严惩伪团之诏，略谓……（按：内容同前引上谕，此处从略。）当日朝野上下，咸知伪团之说，由于诿饰。先公（按：指该文作者之父，当时为光禄寺卿，荣禄亲信。）言于荣文忠，谓彼既认有伪团，则即以拿办伪团为名，亟下明诏，庶外镇剿匪者得所措手。文忠韪之，言于上，遂有是诏”。（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义和团史料》，上，44页。）

　　这个材料中所讲的具体情况是否完全确实可靠，只能存疑。这不但因为只是孤证，也因为此文是事隔多年以后的追记，而且作者在文中对荣禄常多吹捧辩护之词，态度并不很客观。但其中有两点却大体是可信的：一是说颁布“严惩伪团之诏”一事是发端于“统拳王公”们的主张；另一是说他们所要提出“伪团之说”是“由于诿饰”。关于前一点，管鹤在《拳匪闻见录》中也有类似说法：“肇祸诸人，迫于时势已坏，公论不容，遂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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