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图敛费肥己者,即系假义和拳,即当照章就地正法。”(王锡彤:《河塑前尘》,见《义和团史料》,上,420页。)
据说,岑春荣看了这个稿子后,大为赞赏,连声说“此如我心”。那末,这个告示“高明”(应该说是恶毒)在什么地方呢?它一方面抽象地肯定义和团,说什么“此等义民,至为难得”;另一方面却把大批“烧香聚众,设立坛场”的真正义和团,统统冠以“假义和拳”之名,宣布要对之“就地正法”。既然正法的是“假义和拳”,当然也就与奖励团民之朝旨并不相悖,他们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剿团了。
王锡彤颇为自己有这样反革命的“聪明”而洋洋自得。其实,玩弄这一类小小的手法,几乎可以说是封建官吏的素习;这样的阴谋诡计,在封建*中差不多是家常便饭。所以,象王锡彤提出的这一套办法,几乎在各个地方都不约而同地有人在使用着。在1900年6月至8月这一段时间里,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以惩办“假团”为名残酷剿灭或强迫解散义和团的事实。
6月25日,贵州提督梅东益在直隶沧州对义和团发动突然袭击。他在团民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猝然出动马队、步队,关闭城门,对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加屠戮,一次即杀害团民三千左右,“河水尽赤”。事后,他向朝廷报告时,“只以千余上告,则是时京师尚未失陷,端、庄等仍执前见,恐受谴责。且所报千余人,仍以假团为说,以不违政府宗旨故也”(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一),483页)
7月18日,临榆县知县俞良臣接到上司关于严加约束义和团的札饬,其中说:“如本境内有假冒拳名之匪徒及各项贼匪扰害地方者,即令拳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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