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把是否“前赴津沽前敌助战”作为区分真团、假团的标准，其中奥妙，本来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即使在当时，也决不会有人天真到以为这个著名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奴才会忽而勃发起爱国之心，真的要动员人民来“陷阵冲锋”，“执干戈以卫社稷”。不过袁世凯是个老奸巨滑的人物，他是决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把真正的底完全亮出来的。后来还是他的一位自作聪明的部属禹城县令，揣摩志意，在献策中愚蠢地把袁世凯那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思说了出来。这个县令在1900年7月11日的禀贴中写道：

　　“合计拳会所聚，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莫若申谕其众。尽数北归，前往津门，居前助战，再以兵勇押送出境，不过押送三次，则其情伪立见。匪众畏离乡土，必不复起，此不剿而剿之一法也。其不去者，劝令归农，如不去亦不归农，则是甘心构乱，然后晓谕居民，使人人皆知此等匪徒罪无可□。及其勾连未广，随其所起而剿之，可以一击而散。此又剿之而惩一儆百之法也。”（《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267页。）

　　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一箭三雕的好主意：一、如果义和团真的出境前往津沽前线，则可以借用洋人的枪炮加以消灭（他们是把与洋人开仗看作是“送死”的，在一个禀贴里就公然写有“免得北上送死”字样。《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531页。）；二、如果义和团“畏离乡土”，不愿赴津，就可以指责他们不为国家效力，强迫解散归农；三、如果拒绝解散，就可以扣上“甘心构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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