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载漪、刚毅、载勋等一派人一度在朝廷中占了上风，清政府作出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决策之后，慈禧立即派载勋、刚毅等为团练大臣，以便“统率义和团民”，“引之就范”。但是，尽管有一些义和团到庄王府等处“挂号”，并自称是“奉旨义和团”，表示“受抚”外，却另有许多团民并不愿意使自己成为“官团”；即使已经挂了号的，也并不完全听凭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和摆布。义和团不顾载漪的阻拦，坚持要杀在攻打西什库的战斗中暗中向义和团打黑枪的纳继成时，曾亲口告诉载漪：“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193页。）那桐、许景澄奉旨出都，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135页。）这些都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约束”义和团“引之就范”的打算，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了的。所以当时不少记载都说：“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15页。）“自五月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28页。）

　　这种情况，对于载漪、刚毅、载勋等人自然是个绝大的难堪。因为一来，他们曾竭力保证，只要“抚之果能得法”，即可对义和团“收而用之”，团民们是决不会“与朝廷为难的”。二来，他们负有“统率”和“约束”义和团的直接责任。但义和团的斗争实践，既证明了他们言论之虚妄，也证明了他们行动之无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作出某种解释或者做搪塞，以便下用以应付封建阶级中*舆论之不满，上用以应付最高当权者慈禧的诘责。于是，他们便发明了所谓的“伪团之说”，意思是：那些不听他们约束而“藉端滋事”的，乃是“假托冒充义和团”之“匪徒”，与他们所说的“真正义和团民”无关。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就无须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