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组织起来的义和团，是没有力量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组织的自发性既不可能有效地防止投机分子的混入，组织的分散性又决定了无法采取有力措施制裁和清除自己队伍中数量不小的乘时射利之徒。但是，决不是说义和团丝毫未曾察觉到这部分痈疽对自己健康肌体的危害。事实上，有一些义和团的领导者，也曾作出过“整饬”组织的若干努力。例如，张德成和曹福田，就在天津“查拿”过“假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先是津匪肆行，商民疾首。忽传张老师、曹老师带神拳至，声言来拿天津伪团，匪众闻之顿敛迹。盖匪皆土棍冒充拳民，故以为张、曹有神术而惮之也。”（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义和团史料》，上，69页。）另一个材料也有大体相仿的记载：“连日津匪肆行无忌，商民敢怒而不敢言。忽传独流张老师带两万人至，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此说一播，次日津匪居然敛迹。盖津匪皆土棍，自充拳民，故以为张德成真有神术而惧之。又有曹老师，亦津匪所畏惧，是日亦然，故街巷间无复向日之纷扰矣。”（管鹤：《拳匪闻见》，见《义和团》（一），477页。）在北京，也有假团躲避真团的记载。《庚子大事记》说：“并听传言，满街塞巷皆有假义和团，到处烧杀；有遇真者，望影而逃，或还杀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84页。）可惜的是，由于我们面前说过的原因，这种查拿假团的事，并没有自觉地、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因此，它可以取效于局部和一时，却终究未能从全局上解决义和团队伍不纯的问题。
第三，由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褊狭性，义和团之间常常发生内部纠纷，互相指责对方是“假团”，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在一些义和团资料中，常有关于“团斗团”（如《高□日记》六月二十四日即记有良乡城外团与城内团“开仗”之事。又七月二日记“乔宅旁，团斗团。”见《庚子记事》，158、160页。）的记载。这种“团斗团”，很多是由于一些细故引起的。例如，有的是因为两个坛的人，“言语相触”，以致“反戈怒目”；（《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86页。）有的是因为此团的人途遇另一团的队伍，未及让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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