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种用“假团”作“诿饰”的一个典型事例，这里可以稍稍讲一讲庆恒被杀一事。庆恒是清军的都统。1900年7月间，庆恒的家属因故被义和团杀死，载勋等闻悉后，立即将义和团五人“正法”。此事引起了团民的强烈不满，“哓哓不已”，结果团民又将庆恒杀死。杀掉了一个副都统，自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承认这是义和团所为，岂不与义和团“业经受抚”的说法发生矛盾？为此朝廷专门颁布了一个上谕，“旨中均指为伪义和团所为”。（佚名：《庸扰录》，见《庚子记事》，264页。）并且借着这个题目，大讲了一通区分真、假义和团的“道理”；“务将真正义和团众，勉其恪守戒规，义以和众。其有匪徒假托义和团之名，寻衅焚杀，着照土匪之例，即行严办。经此次淘汰后，义和团之真心向善者，益当爱惜声名，同心御侮，其伪托之匪徒，自无所逃于显典。从此泾渭攸分，当亦该团之所深愿也”。（《义和团》，（四），133页。）
就象“假团之说”曾是主剿派用以“剿团”的一个法宝一样，它对于端、刚之流来说，则成了用以“诿过”的一个法宝。不过，端、刚之辈并不只是把“伪团之说”作为消极的“诿饰”之词，同时，他们也企图把它当作“约束”义和团的一个积极的武器。1900年7月28日，载勋等向慈禧报告说：“窃奴才等自统率义和团以来，即与严定条规，引之就范。嗣奉谕旨，饬令严加约束。奴才等钦遵之下，惶悚莫名。当将假冒滋事之团随时拿办；并与京外各团申明约束，刊发团规，俾令众见共闻，威知遵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392页。）这里提到了他们控制义和团的两条最主要的措施，一是“拿办”“假冒滋事之团”；一是“刊发团规”，“申明约束”。这两条本是紧密相联的。因为所谓的“团规”，除了规定义和团不得“滋事”、打仗“不可畏葸退缩”、不得与官军“稍存尔我之见”、必须“谨遵”官府“号令”以及一切重大行动均须报告官府，“听候办理”外，关键的还有以下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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