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们意味深长的“匿笑”表示了一种含蓄的批评，那末，有两个人曾对这种“假团之说”表示了鲜明而强烈的反对态度。一个是太常寺卿袁昶，他在《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中说：“若云真义和团确能为国宣力，其寻衅焚杀，皆依附其间之伪义和团所为。一类之中，既分真伪，扰乱已极；且既容附人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无论真伪，总之藐视王法，均为冥顽不灵，罪在不赦。”（《义和团》，四，163页。）袁昶向以敌视义和团著称，他的立场无疑是反动的；所谓“无恶不作”、“冥顽不灵”等等，也都是对义和团的诬蔑。但他不同意人为地在“一类”之中硬分出真伪来，这却是触到了端、刚等人的隐痛。

　　另一个人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他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你将看出，在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的上谕中，虽在谴责假义和团运动而捣乱的坏分子，但对义和团却表现出十分宽大的精神，而在六月六日颁发的上谕中，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另一封信中，他还担心“地方官吏将毫不迟疑地利用在公布的诏令中反复申述过的一句话‘义和团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来作为懈怠职务的口实。”（《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窦纳乐的不满是因为清政府只谴责了“假义和团”，尽管他也许会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假团”，其实正是真正的义和团，他也不能赞同这种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所谓“明抚暗剿”的态度，他所需要的是要把取缔和镇压义和团作为一种正式政策明确地肯定下来。因此，他的反对自然是毫不奇怪的。不过他毕竟对中国的封建*半通不通，他只是担心地方官吏会利用“义和团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上谕原文是“良莠不齐”）这句话放松镇压，却不知道对于袁世凯那样一类地方官吏来说，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作为对义和团加强镇压的依据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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