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千年来的“形上—形下”的思考架构，它是可以存在的，是有它的道理、不可取缔的。比如说，形而下学有两个最大的领域区分：一个是关于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的，我们把它叫做广义的“伦理学”；另一个是为科学奠基的“知识论”。这就是形下学的两个最大的分支领域。这么来讲吧：人类如果还要过一种有知识的生活，就需要科学、需要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那么就得有知识论，尽管我们可以反对科学拜物教、科学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反对科学；另外一方面，人类如果还要过一种有规范、有道德的生活，反过来说，如果人类不想过一种丛林生活——像狮子、狒狒那样，那么就得有伦理学。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进化论传到中国，这个进化论不是达尔文[注: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2.12—1882.4.19）英国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主义，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基于对人性的一个设定，就是“趋利避害”，就是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类。它把人设定成这样的东西，我给它一个命名，叫做“动物哲学”；它在伦理学上的体现，叫做“禽兽伦理学”。自从这种进化论——就是“禽兽伦理学”——传到中国以来，我们有的中国人现在还不断地用它来教育人，它把人界定为动物，这样来理解人、说明人的行为。人怎么能是这样的呢！这是我顺便说说的当前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回到刚才的话题。只要你要过一种有规范、有知识的生活，那么你必得需要伦理学、知识论这两块形下学的领域。那么，进一步说，我们今天哲学上有一个应该是明确的、没有争议的结论：这样的一种形下学，不管是知识论、还是伦理学，都必须有一种形上学为之奠基；或者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说，必须得有一个对世界整体的承诺，也就是所谓“本体论承诺”[⑦]。当你对世界整体有一个承诺之后，你就有一个存在论或者本体论、形上学，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是不可逃避的。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比如，我现在建构一种叫做“生活儒学”的思想系统，我就面临这样的选择：

    假定我走到一个极端，抛弃我们人类这些知识、规范，实行丛林原则，那么这意味着传统儒学都可以统统抛弃，就像“文革”对待儒学的态度一样——“破四旧”，而且为之奠基的儒学形上学、心性论这些东西也都可以抛弃掉。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态度。我刚才已经分析过，这样的一种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还得过一种有知识的、有规范的生活。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极端：现在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既然如此，我们就重新把原来的那一整套规范请回来，那样不就很好了吗？把前现代儒家所建构的一套制度规范拿过来用，不就完事了吗？这种极端，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这样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按照“原教旨主义”考虑问题的话，在座的所有女同学都应该回家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你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众笑）我们现在儒学界有一种“原教旨主义”倾向，这是很危险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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