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的《御注道德经》以及今天的某些注本改“下”为“不”：“太上不知有之”。但是简本及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为“太上下知（智）……”而不是“不知”，可见改“下”为“不”也是不能的。而臣民畏其君，是任何君主时代所不可或缺的，它怎么能够成为划分世代好坏的标准呢？因此，这种断句与理解是难以成立的吧？

　　问题症结在“即”字。前面已经说过，即是就食、接近、迎合。“太上下智”之智，是指智者、士人。智士之高级人物，无不以干君求仕为务，次一等也要投靠卿大夫[注: 人物 卿大夫 介绍 西周、春秋时国王及诸侯所分封的臣属。规定要服从君命，担任重要官职，辅助国君进行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与服役的义务。]、公子一类的门下，找碗饭吃，用孟子的话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于耕也”（《滕文公[注: 滕文公战国中期滕国(今滕州市)国君，滕定公之子。周显王四十三年(公元前326年)，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国，在途经宋国时，两次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其即”就是那些智士，为求得一官半职，谋得一碗饭吃，而接近你、投靠你，甚至迎合你。孔子“干七十余君”，不就是“其即”？《左传·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子聚施于国而多聚士”。《襄公二十年》：“怀子好施，士多归之”。这些“聚士”“归之”，就是“其即”，来投靠，求官找饭吃。这些与“其次”的含义差之十万八千里。正由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势必重新断句诠释，照上面所引的简本文字，译为白话，是不是这样的：

　　最好是降低智者的声望；福佑他们，他们就会接近你，就食于你；亲近和赞誉他们，他们更会迎合、就食于你；他们畏惧你，也会设法接近你。要看不起他们。诚信不足，于是才有不信任。犹犹豫豫呵，使他们慎贵其言。功成事遂，百姓才说我遵顺自然。所以说，大道废弃，于是才有了仁义；智者们迅速出现，于是才产生大诈大伪；六亲不和，于是有了孝慈；国家昏乱于是有了忠正之臣。

　　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孔子那样的学者，老聃也还不那么信任，有怀疑，有批评，可以想见他对一般智者的看法如何了。“大伪”自然与智者层的迅速扩大有关，大道废弃，六亲不和，国家昏乱，是否也统统与“智者”有关？那仁义，孝慈，正臣，说不定也是伪的表现或含有伪的成份。看看那些智士们吧：汲汲于功名仕禄，好待遇好脸色，他们自然会投靠你，迎合你，就食于你；哪怕他们畏惧你，也会想方设法投靠在你的门下，所以老聃认为最好是看不起他们。而到了庄子，他说得更露骨子。《人间世》不仅视智为争乱之源，而且称之为“凶器”。《ｑū＠⑤箧》说得更干脆：“天下大乱，罪在于好智”。“上诚好智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智多，则乌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智多，则渔乱于水矣；削格、罗落、＠⑥罘之智多，则兽乱于泽矣”。同样，知识多了，智者多了，人们的狡猾、诡辩、争论、“智诈渐毒”也就会与知识与智者正比例的发展起来的，可见《庄子》一方面把智与掌握他们的智者视之为社会动乱的一种祸源，另方面也把他们视之为统治阶级制造钩饵、纲罟以吸引、笼络、宰制人民的“帮办[注: 指主管人员的助手。旧指帮助主管人员办理公务。-bangban]”“帮凶”（借用今天的话说），老聃虽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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