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帛书》虽然主张“贵士”、“重有智”，但条件是：“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总，万物之多，皆阅一空”。“空”者，孔也，控也。即都要服从统一的控制，违背了这点，那是不能“贵”、“重”的。可见尚贤重智是有先决条件的。

　　而那位提倡“务在众贤而已”的慎到，也许还说出了老聃、太史儋未便明言的话：“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世袭制下的国君，骄纵淫逸的环境，很难使其谦下、恭谨、克己、无私、勤奋、好学，因此其贤其能，是大成问题的，如果真正让国君将“上贤”付诸全面实行、贯彻到底，就会出现“与君争贤”的危险，动摇损害国君的声望与权威，从而引起混乱，结果“其乱甚于无君”。所以上贤必须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上贤，对于封建国君无异自掘坟墓，很可能国家易姓，君将不君。但是，无贤则亡，无智则亡，贤智又是封建国家不可或缺之物，那么国君应该如何跳出这两难的困境呢？主张不少，而《管子·侈靡》说得最直白：“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在忠君尊君的前提下，役使贤智者，所谓的“役”，固然役使之为封建国家服务，另外还意味着生杀予夺臧否之权在君。这就为“上贤”与“不上贤”找到了出路，并且又回到了老聃的“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上来了。

　　如果说老聃、太史儋的愚民、“绝学无忧”、“不上贤”，其目的是使所有的人返朴归真，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样才能免于贪欲与争斗，“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社会自然安宁，天下大同，从而达到不治而治的目的。那么，法家源于《老子》的愚民和反智，其目的则不同了。他们完全站在君王和封建国家的立场上为他们设计了一套如何对付学界、控制学界的方针，下面引证一些法家言论，无须分析，也就清楚了。

　　1.《商君书》：

　　《赏刑》：“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不可以富贵。”

　　《说民》：“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农战》：“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千人皆怠于农战矣！”

　　《禁使》：“遗贤去智，治之数也”，这“去智”不知是否来自老聃的“绝智？”

　　2.《韩非子》：

　　《忠孝》：“上贤任智无常（法、尊君），逆道也”。“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不上贤。”

　　《说疑》：“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

　　《五蠹》：“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之所以乱也。”

　　《主道》：“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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