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智者”，不只是指聪明的人、贤能者，而是指当时已经形成的知识阶层。他们不事生产，脱离了土地，有知识，较为自由，宗法关系对他们束缚较少，所以他们成了游离于社会之上的群体，是社会最活跃、最有头脑、最有影响的部分。他们既是社会的良知、心声，又是名位、财货、权力的追逐者。帛书老子的“善者不多，多者不善”，不仅指国君、为政者，而且也指智者，他们欲望太多、私心多，绝大多数道德并未达于善。因此，他们的私欲与智慧相结合，就会发展贪欲与竞争，从而引起社会的波动。在太史儋看来，只要“不上贤”，“使夫智者不敢弗为而已”，民心是不会争不会乱的。可见，太史儋在如何对待智者的问题上，深化了老聃的思想。
　　三　道法家、法家对“不上贤”的改造

　　老聃的设计，自然是深谋远虑的，他是从全社会出发的。为了社会安宁，并幻想回到小国寡民时代，所以主张抑制学者、智者，但他的设计又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对于智者的又怕又爱、不即不离，又用又防的心理。尽管如此，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晏婴、孙武……还是被当时的国君重用，“敬之若师、若父”。虽然孔子“干七十余主”，而没有什么结果，但他的弟子：“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这不能不使统治集团对贤智之士另眼相看。到了战国初，“曾子、子夏为诸侯师，声名显天下，鲁缪公以友礼子思，费惠公师友子思、颜般”（《孟子·万章下》）。而在太史儋之后又常有“三寸之舌，胜于十万、百万之师”的事出现。贤智的重要性、不可或缺性，再清楚不过了，老聃、太史儋的“绝智”、“下智”、“不上贤”显得太不合时宜了，自然难被采纳，相反，道法家、黄老学派——《管子》、尹文子慎到等，提出了相反的主张：“众贤”。

　　《歇冠子·泰录》说：世袭制下的国君，“身虽不贤，然南面称寡，犹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不然而能守宗庙，存国家者，未之有也”。

　　《歇冠子·道瑞》：“事不仕贤，无功必败。”

　　《慎子·内篇》：“国有贤能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众贤而已。”

　　《黄老帛书》则有下述主张：《称》曰：“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其实宾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

　　《立命》说：“吾苟能亲亲兴贤，吾不遗亦至矣。”

　　《六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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