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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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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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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分载，或百两为一封，或五百两、千两为一封。地方存留部分则经过管库官员点查登记后入库贮存。赋税中起解的部分，则需装鞘输解入京，“每鞘二十锭，每锭五十两，以合一千两之数。此从来解纳旧规，亦备在鞘册可查也”。(79) 银鞘以木条制成，再以铁皮裹匝成坚厚的封条，约有四条，押运官二条，州县官二条，目的是防止起解中差役作弊偷盗。(80) 一般银鞘由地方吏役、富家大户负责押解。有时也会恶意地让贫苦乡民押解，明代公案小说中大量记载有这样的事例，如《郭青螺柳省听讼新民公案》中就记载了浦城县乡民刘知几被佥点作为解户押解五鞘白银入京，不得不向富户举债，从而遭到放债人高利贷盘剥。(81) 明代国家对赋税起解至京部分有所规定，嘉靖十三年诏谕：“自今盐银，宜以部发为准，秤兑完足，籍记锭数，差官起解。如定数不足，责在解官；分两不足，责在运司。务严法追赔，以杜侵欺。”(82) 这基本上确立了鞘银解运过程中“定数不足，责在解官；分两不足，责在运司”的权责归属原则，目的是为了杜绝赋税装解中的侵贪行为。但银鞘如何周密坚厚，仍然无法防止侵盗银锭现象，例如万历年间屡屡发生侵盗解银之事。例一，黄克缵报告从南方起解运往京师的白银在徐州境内屡遭抢掠，“刘太监差委赍进上龙袍七包，并徐州解到赔偿官银一千两，行至苦水铺离城四十余里于二十四日早，遭遇响马强贼二名，半路截拦乱箭射伤，将铁锤凿开皮包，劫去元宝十锭，计银五百两等情。”(83) 此事被黄克缵怀疑是押解的太监与参随等合伙蓄意所为，故而在奏折内指出案件的诸多疑点。例二，山东解官周成文侵盗解运漕银。该批漕银每锭都比国家规定的重出三钱五六分，每鞘总量多出七两左右。周成文将其中一锭剪切掉七两，变成四十三两一锭，每鞘中的银锭就是“十九大锭、一小锭”。这一情况被巡库御史马从聘发现，从而怀疑解官侵盗银锭，经过仔细稽查确定周成文侵盗属实。(84) 例三，河南开封府地方官员与吏胥合伙作弊，把起解至中央户部的每块银锭截去一角，约二两左右重，且故意漏装几十块银锭不入银鞘。据李邦华所云：“天下解库银两十九不足，非司库之加勒无厌，则运官之侵盗改锭。此不肖库运之常也。”(85) 由上揭事例充分说明，装载银锭的银鞘即使制作再坚厚，还是存在侵盗赋税银两这样的常见事情，而且一般多是监守自盗。
(四)赋税征银与官吏侵贪行为
我们在讨论明代赋税征银的问题上，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即赋税采用征银的形式大大便利了官吏贪污，刺激了他们贪欲的膨胀。明人赵时春说明朝初期赋税施行征收本色形式，“虽有贱贪，无所取银，欲窃物以行，则形迹易露，而法顾重，是以官吏清而民安乐”，赋税征银以后，情形大变，出现上下鹜求白银的局面，“贪残奸佞之臣，专事乎银，任土之贡，尽易以银，百货出入，以银为估，可以低昂轻重，以施诡秘。窃上剥下，以济其私。交通关节，以崇其宠。賷轻而迹难露，俗敝而上不知。百吏四民，弃其本业，而唯银之是务。银日以登，物日以耗，奸宄得志，贤智退藏，用乃益匮”。(86) 明代赋税征银中，官吏往往尽饱私囊，胥吏侵渔，不知几何，有些地方甚至“相沿二百余年”不曾改变。(87) 以钞关为例简单说明其中之弊，嘉靖初户部官员奏称钞关出纳官银的胥吏大为奸利，(88)“或秤收之初不尽入官，或蒇贮之处得以私取，或倾煎之际隐匿多余，或类解之时巧为那换”。(89) 由此可窥见赋税征银中官吏侵贪行为之一斑。
这就难怪明清之际的学者在检讨明代赋税制度与货币制度时，不约而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赋税征银。如任源祥说：“轻宝易匿，便于官役侵欺，二害也。”(90) 顾炎武也说：“又闻之长老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91) 顾炎武以银米增加贪污的可能性生动形象地设喻对比讨论，认为使用白银易于侵吞，增加了贪污的机会。他说：“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92) 任源祥、顾炎武是从正面发论，得出赋税征银银更便利于官吏侵贪。
与任、顾二人同时代的冯梦龙和黄宗羲，则从反面来论证白银便于侵贪，而征收铜钱不便于贪污。冯梦龙说：“苞苴用钱难于馈遗，二不便也。”(93) 黄宗羲在检讨和总结明代赋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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