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1913年的《蒙藏协定》来看。这一协定披露后，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且英、俄等国也都拒绝承认。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发表声明称，俄国政府遵循1907年的西藏专约，并不认为德尔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官方代表，并说在他看来此协定是无效的。1913年3月15日，英国政府照会俄国政府，亦称：英国同俄国一样，认为《蒙藏协定》的签署人不具全权资格，此协定毫无政治意义。7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西藏地方代表夏札受命声明：“达赖未尝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遗德尔智之书，系属普通信札，谨请其努力为佛教谋利益而已”8。由此可见，宣称“西藏独立”的《蒙藏协定》不但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而且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最终不得不宣布它无效。

　　其次，就西姆拉会议来看。西藏地方代表虽在会议开始曾提出“西藏独立”六点声明，但事实上，即便在后来西藏单方面同英国签订的《西姆拉草约》上最终亦仅提到“外藏自治”，且“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虽然《西姆拉草约》最后未经中国代表正式签字而无效)。西藏地方代表尽管私下与英国在《西姆拉草约》上签字，却并不能代表西藏的独立，也不代表西藏自身对其独立的确认。这正如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西藏为何在条约上签字，其动机不大清楚。西藏放弃了领土，把宗主地位由中国转给英国。它确实没有实现独立——除非说独立状态单单由有权与其它国家签字缔约来定。实际上，完全可以说西藏的签字本身正是它缺乏独立资格的一个例证”9从另一方面来看，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同样并不真正对西藏独立感兴趣，“他们只对寻求一种妥协解决办法去取得结果感兴趣，而不愿搞一个有权威的独立的西藏。会议为英国在西藏谋取利益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掩饰其真实意图的门面”10。

　　如果说，西藏在1913年，尤其是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表现了某种企图独立的倾向，那么在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及藏、英矛盾的酝酿，西藏方面显然已逐渐远离了它在西姆拉会议上的立场。191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开向朱绣等人表示：“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11

　　1929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及洛藏娃·楚臣丹增为代表9赴南京接洽恢复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9月，贡觉仲尼面调蒋介石；“声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12

　　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前往西藏搞调查的文官处书记员刘曼卿说：“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3又曰：“至于西康事务，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14

　　同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致民国政府驻藏办事处长官陆兴棋函，表示：“敝处遵即承认中藏一家，恢复旧制，以副尊嘱”。15

　　同时，噶厦亦致书陆兴棋曰：“中央各当局爱护西藏，尊祟达赖，慧心至深且切。京中原拟番五月内召集西藏会议，即派代表列席，协商藏中苦况，并请求恢复旧制各情，大有裨益，诚为金石之言，不胜铭感之至。 当即转邀藏王暨达赖佛爷，恳请速派代表，已蒙允准……。”16

　　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的上述言论及所表明的姿态至少可说明两点：第一，西藏当局在当时已完全改变了在西姆拉会议时的立场，并的确希望改善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从当时藏、英矛盾逐渐酝酿，尤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对英人的作法日渐不满的背景来看，西藏方面这种立场和态度的转变是真实可信的。第二，西藏方面并非以“独立”的身份来同民国政府交往的，相反，而是以“不亲英人、不背中央”、“中藏一家”、“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以及“西姆拉草约亦可修改”等前提来谋求与民国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12年以来除了《蒙藏协定》(西藏方面很快宣布它无效)外，西藏方面从未以任何形式对外宣称过独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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