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贡觉仲尼)等复面陈达赖渴欲输诚之内因有五：一，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品，中国绝交，茶价贵至十倍；二，藏边驻兵不能购用中粮，边民困苦，时生怨言；三、……若英俄相争，藏地糜烂；四、藏币重三钱余，英币重七钱余，惟藏币十四五元方能兑得英币一元，出口必用英币，经济损失大大；五，前者有甘余俄人潜入藏地，借名学佛，实则阴传赤化。藏预言者，言汉人来好；俄人来，藏地大乱。此言藏人甚相信……”。51

　　上述五点中有三点均为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可见西藏与内地经济利益联系的无法割舍，实际上构成了西藏对中央“输诚之内因”的重要方面；1938年哲蚌寺在代表拉萨三大寺致国民政府的公呈中也写道：

　　“我等三寺自内地帝制时代，以至于宣统季年，对国家常诵经祈祷，从是时起以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寺之给养始银即己无着。西方之僧俗人众，已如赤子弃绝双亲，感受万分痛苦。我等三寺因顾全国家威信，在许多年中曾经维持当地事变不遗余力，并且切盼国家有适少之法规，早日实现于此间，俾民众有所遵循，已历一生令人之久。”52

　　这里同样婉转地提到了其内向的经济原因以及期望同中央恢复以往的利益联系的热切愿望。

　　诚然，西藏之未能独立也有重要的外部环境的原因，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以及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等等。但是，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未能分裂出去的内在的和更深刻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其内部存在的严重障碍，这种障碍是由当时西藏社会自身的多方面原因所决定的，既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

　　综上所述，在1912年至1949年期间，由于历史的和客观的诸多原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的确曾出现某种困难并在一段时期内处在一种相对松驰的状态，在这个前提下西藏地方政府也的确曾表现出对英国的政治依赖倾向。但是最终结果，帝国主义未能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表明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达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由于西藏自身的社会特点及其文明的内涵所决定的，是不可能以民族分离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

　　注释：
　　（1）（8）（47）（48）[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商务印书馆。
　　（2）（4）（11）朱绣编《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民国十四年刊印本。
　　（3）朱绣编《西藏六十年大事记》；《Portrait oftheDalailama》1946，P172。
　　（5）转引自郭卫平《民国藏事辑要(四)》、《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2期。
　　（6）（7）[俄]柏林《阿旺德尔智》，王远大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l期。
　　（9）（10）（29）（30）[加拿大]谭，戈伦夫《现代西藏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95，132—133，131。
　　（12）（16）（23）（25）（37）（42）（46）（50）（51）（52）蒙藏委员会档案，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86，493，532，533，495—496，487，494。
　　（15）（44）陆兴模编《西藏交涉纪要》下编，页225，96—98。
　　（17）参见李铁挣《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夏敏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8）（19）桑颇，单增顿珠等《“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页12一14。
　　（20）（21）西藏噶厦原“外交局”档案，．傅师仲译，存西藏外事处。转引白杨公素《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中国藏学》1989年1期。
　　（22）参见杨公素《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中国藏学》1989年1期。
　　（24）见蒙藏委员会秘书周昆田致孔庆宗电文，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页35l。
　　（26）《中央日报》1947年3月24日。
　　（27）罗家伦《揭开中印间有关西藏的幕》，台湾中正书局，1977年。
　　（28）国民党外交部次长、代理部务刘师舜报告，1948年9月17日。转引自杨公素《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中国藏学》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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