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亲英派与西藏当时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西藏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使亲英派难以据主导地位及实现其“独立”等政治主张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在西藏内部受到了强大的内向派力量的反对。

　　西藏内向派的存在有历史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1)就历史原因而言，历代王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延续了七百余年，深刻的历史渊源已使西藏民众形成了一种普遍和本能的内向心理与趋势，它不可能因一时的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改变和消失。所以在1912年以后，尽管西藏与中央政治关系趋于相对松驰的状态，但作为历史的一种惯性和连续性，这种不可逆转的内向心理和趋势仍然普遍地相当牢固地存在于西藏民众之中。(2)就文化方面而言，因历史上西藏与中国长期一体，故形成西藏与内地各民族(如蒙古族等)之间“宗教、伦理及社会礼仪风俗皆有公共基础”，45相反，西藏与英印之间在文化上却差异甚大，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指出“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与习惯两不容”46这种文化背景，使得内向派在西藏本土有着牢固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在1912年至1949年期间，西藏内部各阶层中非常强大的内向势力，始终遏制着分离主义势力的种种图谋。当时频繁活动于西藏的英人柏尔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写道，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盖自然之亲近，及两国联合之久，有以致耳。……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西藏虽倾自主，尚不欲与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47柏尔还说，“西藏人民仍有倾向中国者，以为本国尚未能独立，‘若不加入中国联邦，为五大民族之一，则恐有遭印度人躁踊之时’(一人向我言之如此)。”48

　　内向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数九世班禅额尔德尼。1923年，九世班禅因与亲英派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分歧日渐扩大而离藏出走内地，向中央政府表达了强烈的内向愿望和决心，在南京建立了班禅堪布会议厅并设立班禅驻京办事处，为增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了大量工作，成为当时西藏内向力量的一面旗帜。九世班禅在内地前后滞留了14年，于1939年在返藏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

　　内向派在政治上的另一代表人物则要算热振活佛；热振在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出任摄政，掌握西藏政教大权。他在其执政的七年中(1934年一1941年)，倾心内向，全力拥护中央、支持内地抗战，大大密切和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此国民政府曾授予他“辅化禅师”名号，以表彰他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翊赞中央、抚绥地方”之功绩。热振亦电谢中央政府册封，并表示：“中央不佞忝膺民选，摄行藏政，驾念诚顺，宠赐印册，待遇优渥，民众欢欣。不佞己召集僧俗官员，征询意见，金谓中央盛意可感，自当敬谨接受”。49

　　除此而外，以拉萨三大寺为代表的西藏僧众也是当时西藏社会中重要的内向力量。在抗战期间，三大寺僧众不仅积极为内地抗日取胜诵经祈祷，同时还要求国民政府开发西藏。1939年三大寺派出代表罗桑团月赴重庆，并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

　　“此番前来请示，恳请中枢念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藏省人民土地财产、亟待管理与启导，开发西藏、保护西藏、实目前抗战建国迫切需要之事。今有数点待办之事，恳求准予早日俯允以建新西藏，增加抗战实力，免为外人所占。

　　一、请中央速派优良军士一千名赴藏，由三大寺给养，一方可弹压亲英势力东进，一方可训练民众充实自卫力量。
　　二、请中央速派教育人才赴藏兴办汉文学校，使文字统一，中国人懂中国事，识中国字，不受外人文化分化。
　　三、请中央速派工程人员赴藏修筑公路，连接中枢，一旦有事，可迅往解决。
　　四、请中央速派人员赴藏设立中央银行，一面可抵制外汇，一面可完成法币统一、
　　五、请中央速派人员赴藏设立工厂，开发资源，增加抗战力量。50

　　以上几点，如能照办，则亲英势力可减，英帝东占[进]甚难，而西藏可永为中国领土，吾等永为中国国民，换言之，若中央不理，则两年中吾等均要被蚕食而为亡国奴，受英人管辖，是非吾等所愿。”

　　在1947年的“热振事件”中，拉萨三大寺僧众也直接成为拥护热振，反对亲英派阴谋的重要社会力量，并与亲英派势力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对抗。

　　此外，西藏独立在其内部还面临另一个障碍，即长期以来西藏与内地之间所形成的深刻利益联系。这种利益联系经元、明、清三代历时数百年的不断发展和递增而有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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