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国民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历届全国性会议，特别是“国大”等，西藏地方均派有代表出席，不少人还当选为参政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国策顾问委员等，尽管1913年英国与西藏地方代表私下签的《西姆拉草约》曾规定西藏不派代表参加中国议会或类似团体，但显然，西藏方面后来完全末受此条约的约束和限制；这也说明了西藏方面对《西姆独草约》的否定。

　　西藏当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还表现于其与邻国发生争端时对中央政府的紧密依靠。1929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发生纠纷，尼方遂在英国唆使下派兵侵藏。当时藏军大部分集中于西康东线，藏尼边防空虚，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警后即向国民党政府请求援助，引起内地舆论的关注。中央政府当即致电尼方提出警告，随后又派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前往尼泊尔调查，“巴氏抵尼，备受礼待，尼藏之争亦已消逝。造巴氏返京时，曾带来尼国馈赠国府礼品多种”41。由此双方纠纷遂告平息。翌年，噶厦政府在致陆兴棋函中特向中央表示：“无如藏廓虽有交涉，幸我中央一电之威，闻风惊胆，彼此相仇以解，此亦国威所致也”42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对此事也有如下记载：“时尼泊尔与西藏发生战事，中央顾念西睡，复派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前往宣慰，借以调解。战事既息，西藏当局曾函呈中央表示感激之意，藏事至此始有转机”。43西藏方面的这些行动，同样体现了其对中央主权的依存关系。

四、西藏未能独立的内部原因

　　事实表明，西藏当时未能独立的原因主要并非由外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所决定，恰恰相反，最本质的原因主要存在于西藏社会内部；这突出地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藏内部图谋分裂的“亲英派”和倾心内向的“内向派”两大政治派系间的斗争，从1912年至1949年的37年中几乎延续始终，从不间断。亲英派竭力主张脱离中国而独立；但是，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亲英派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亲英派所梦想的“独立”无论在主观和客观上均完全表现于对英国的依赖。这种独立无论就立足点或寻求独立的方式而言，都只是欲以对英国的政治依靠来摆脱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关系。但是，由于英国对西藏“独立”的帮助始终是以经济侵略和领土要求为前提的(“麦克马洪线”即是典型的例证之一)，这使得亲英派往往不得不出卖西藏的利益以取悦英人，这就形成了有“独立倾向的亲英派与西藏人民——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根本利益间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第二、亲英派为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主张在英国的策划和帮助下扩充军队，增强西藏的军事实力，同时主张按照英人的意愿逐步掌握西藏的控制权，尤其是扩充军队等，结果将导致世俗权力扩大并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构成极大威胁，所以，亲英派同样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 　

　　1920年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柏尔(C，Bell)到达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扩大藏军编制以及提取寺院财产，加征赋税等建议。这些措施在拟议中即遭到西藏广大僧俗民众的反对，其中尤以拉萨三大寺喇嘛反对最为激烈。

　　关于是否扩充军队的争执很快在拉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反英浪潮。1921年1月，在拉萨举行传昭法会期间爆发了以三大寺僧人为首的僧俗民众公齐反对英人和藏军的行动，并与藏军发生冲突。十三世达赖喇嘛唯恐事态扩大难以应付(当时拉萨附近有僧侣四万余人)，急忙下令调离部分藏军，以缓和矛盾。随后哲蚌寺数千人也准备下山参加驱逐英人的活动。十三世达赖喇嘛一面调集三干军队围住该寺，一面又将与最近事件有牵连的噶伦、代本数人免职处罚，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鉴于拉萨局势紧张，英国急令柏尔返印，当时柏尔自恃有亲英派贵族的帮助欲留驻拉萨，但群情激昂的藏人将“速行离藏、免伤性命”的纸条贴于其寓所门外，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告其“藏人仇视已深，若不速行，不能复任保护之责”。44柏尔不得不于同年10月离藏返印。

　　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人的支持下启用亲英派施行新政，而以擦绒为首的一部分亲英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取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变。这一事件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意识到按照亲英派政治主张进行扩大世俗权力改革的结果，将最终削弱和危及自己的权力并对西藏现有的政体制度构成威胁。所以，事发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革去了擦绒及其部下等人职务，停止了由英人帮助的军官训练，撤消了英人莱登拉在警察局的权+力，据绝英国派使节驻藏，并于翌年关闭了由英人主办的江孜贵族学校；自此，亲英派势力在西藏内部严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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