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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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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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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立足“两心调谐”型基本价值观，肯定“利己私心”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绝非否定“利己私心”的反人性的假道学伪君子，但也决不是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仁者相信为人之道当由利己的“自爱”为基点，展现利他的“爱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遂能“使人爱己”，在共赢中获致安全、稳定、充分、可持续的回报，是为“仁者”实现“自爱”的高明正道。
因此，仁学是“为己之学”；是焕发灵性创造能力的创新求进之道。《大学章句》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诰》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仁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大部分：以“仁”为指导思想，运用“孔门心法”即优化求解的科学方法论 ---“中庸之道”，制订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应循行为规范 ---“礼”，由此组成了一整套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中－礼”三位一体，金声玉振、经世致用的普适性共性指导原则。
以“仁学”为核心，上切“模糊信天观” ，下接“社会发展目的论” ，三者构成了人称“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体系。
── 孔子的“模糊信天观”：孔子以理性立论，不涉“怪力乱神”，但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天”，“万物之灵”应能感悟“天理”，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学”真谛；从而提供了一种神学、哲学和科学互相包容，共存共荣，大而化之的人本主义信天观；据此，无论秉持有神论或无神论，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的真理内涵，得以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一切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
── 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仁学”引导的“当行之路”，究竟可以通达何方呢？唯有将前进方向、近景和远景目标指点明白，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为此儒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分阶段的大目标及其政策纲领，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
孔子高度理性的儒家思想体系，是指引“人间正道”的大本大源之理，万古常青，历久弥新；但超越了两千五百年前上古中国的历史局限条件，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到处碰壁，甚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尤其不幸的是，西汉武帝刘彻采纳御用文人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一104年）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一种无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社会控制论”，作为强加于全体中国人的准宗教型思想信仰体系。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杰作在于精神禁箍，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倡封杀灵性自由翱翔空间，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武帝少子）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以御用伪儒为代表的主流派，借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持反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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