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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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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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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见的“贤良文学之士”站在真儒“以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立场，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伪儒唱和下的反商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相当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常常获利可观；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垄断政策，从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由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专制王朝每到衰败失控时，社会活动自由度加大，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
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充斥极端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 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1130-1200）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特秉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南宋理学大兴，元承宋祚，明清一以贯之；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官学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明清两代，朱熹的代表作被定为“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明代尊崇儒家思想，其实际内容只是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的官方学术地位，致使“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永乐年间，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同时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刘基规定八股文程式，命题必取自“四书”“五经”，并只能以朱熹的注来解释；形式上限制在八股体制之内，连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这和唐宋以诗赋策论取士的政策相比，更无自由可言。
至此，伪儒的“重农抑商”传统变本加厉而起，严加打击商业，大力贬低商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经商成了“不光彩”的事。从明清时期的各类墓志铭、谱牒可见，如果祖先经商致富，意味着可耻的“历史问题”，后人为昭示自己出身清白”，都吓得讳莫如深了。
明朝初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由长期缓进转化为全面停滞的历史拐点。永乐皇帝夺权篡位后发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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