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
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
|
|
动的“郑和下西洋”，尽管规模和水准都超越了当时欧洲的航海活动，实则作为“虚誉”“自娱”的大手笔花架子政绩工程，一种强化绝对权力统治体制的非常手段，同创新精神、拓展商贸、科技进步等带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要素风马牛不相及；轰轰烈烈的表象掩盖不了宿命般的历史悲剧性质。
黑格尔说，理性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它才得到彻底的发挥；在东方，理性根本上处于沉睡状态。韦伯也说，印度与中国社会，理性化没有达到主宰的地步，所以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黑格尔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以理杀人”（清代思想家戴震语）的反人性“吃人旧礼教”压抑和阉割，但是活生生的人，利己要求是怎么也灭不了的，于是呈现了一种虚假、矫情的荒谬局面；表面上人人轻利重义，实则集体撒谎，“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正途阻塞，邪流奔涌；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假、大、空”厚黑盛行的超级大戏台，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历史经验表明，为了解脱上述三大“天无可逃”的魔咒，中国不仅需要建立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政治体制，还须根本解决那困扰无已的“路轨转辙器”难题。否则，即便抓住机遇，风云际会，财富快速增殖，国力大为增强；还是走不上合乎 “性与天道”的“当行之路”，不能够顺畅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灵性创造能力，无法跻身自主创新的先进民族之林。“大国崛起”，路漫漫兮修远乎？
五四以来，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奋起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吃人旧礼教”；但是不分真伪，几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了”。那长期窃据道德制高点的御用伪儒，特别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后期伪儒，作为一种劣质“心态文化”，好比某种顽固的“过滤性病毒”，深入脏腑，代代相传，不克自拔，更且时不时改头换面，重整旗鼓，不容“万物之灵”最可宝贵的创造性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如此“国民劣根性”盘根错节，即便搬来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会虚有其表，淮橘变枳；导致僵化、倒退、恶化、变质；即便效法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压根儿实现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却会造就一种畸形的自私贪婪、权力腐化、两极分化、公义荡然的“恶质资本主义”；当然也会出现堪以比美或较之“郑和下西洋”更加不惜工本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以及形形色色损失的现代版“郑和悲剧”。
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莫非中华民族“心态文化”恶质化症结所在，因而铸成了导致中国历史进程惰转不已的“路轨转辙器”。“郑和悲剧”，不过是这场涵盖巨大时空的历史性大悲剧当中，一出场面豪华、引人瞩目但颇易混淆视听，误悲为喜、以耻为荣的折子戏而已。
曾有人说过：“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