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入，上谕：“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2](P5128)

1905年9月20日，从袁世凯、张之洞等奏，上谕：“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2](P5392)长达1000多年的科举进士制度结束了。

在办理京师大学堂过程中，派遣出洋留学生的工作也得到推广。1903年12月21日张百熙奏：

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臣等忝膺学务，夙夜焦思，……亟应多派学生分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庶几中国办理学堂尚有不待借材，操纵自如之一日。

奏入，“上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张百熙等奏，选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一折，师范学生最关紧要，著管学大臣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馀依议。”[2](P5113)

再说发展近代工商业方面的情况。

清廷逐渐认识到提倡工商业的重要性。为扶植工商业，设立商部、制订商律提到了议事日程。1903年4月22日上谕：“兹据政务处议复，载振奏请设商部，业经降旨允准。兹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2](P5013)1903年9月7日，上谕正式设立商部，任命载振为商部尚书。[2](P5063)

1903年10月20日，从商部请，颁布“保商”上谕，内称：

中国自互市以来，商务日盛，现在设立商部，正宜极力整顿，相互维持。惟中国商民，平日与官场隔阂，情谊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牵制抑勒，甚至报关完税多所需索，商船验放到处留难，遇有词讼，不能速为断结。……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各官及局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办理，办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倘有不肖官吏，仍前需索留难，著随时严查参办。[2](P5091)

1904年1月21日，商部奏呈“商律卷首之商人通则九条暨公司例一百三十一条”，“得旨允许”。[2](P5132)1905年1月25日商部奏呈保护商标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内称：“近来东西各国无不重视商标，互为保护，与制造专利之法，相辅而行。中国开埠通商，垂数十年，而于商人牌号，向无保护章程。……今臣部综绾商务，业将一切保商之政，次第举办，则保护商标一事，自应参考东西各国成例，明定章程，俾资遵守。”“得旨：如所议行”。[2](P5280)

工商界人士有了自己的组织——商会。1904年1月11日，商部奏请“劝谕各业”“创设商会”，并送呈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得旨允行”。商部在奏疏中说：

夫商会之要义约有二端，一曰剔除内弊，一曰考察外情。中国商人积习，识见狭小，心志不齐，各怀其私，罔顾大局。即如丝茶两项为出口货之大宗，往往以散商急思出脱，跌盘争售，而一二殷实巨商，亦为牵累。其他货物之作伪搀杂，卒至亏本者，难以枚举。有商会则亟宜声明罚例，儆戒将来。此则剔除内弊之说也。中国地大物博，百货殷阗，特制造未精，贩运不广，利权外溢，急待挽回。即如玻璃、纸张、洋烛、肥皂之类，凡洋货之适于民用者，皆华商力能仿造之货。如果办理得法，逐渐扩充，不徒自造自用，并可详探各国市情，以广销路。有商会则必应议设公司，藉图抵制。此则考察外情之说也。[2](P5122)

可见，清廷倡议组织商会，目的也在发展工商业。

对于创设工商业有成就者，清廷还给予奖励。1904年4月16日，以江苏在籍绅士张謇创设商业公司卓有成效，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2](P5166)

到1905年，清廷新政改革的速度加快，出现了“预备立宪”的议论与举措。

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之前，“铁良、徐世昌辈于宪法亦粗有讨论。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复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3](P867)在日记中，张謇也有类似的记载：“立宪之机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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