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对16字政纲作一些分析。鉴于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对分析的内容作两点限定：第一，讨论的主题是16字政纲本身，不是对革命与立宪的是非作出判断。事实上本文是在肯定革命的前提下，对革命的政纲进行评议的。第二，只讨论同盟会政纲的是非，并不讨论同盟会应该提出什么内容的政纲。

“驱除鞑虏”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反满”；二是“驱除”，即用武装革命方式推翻清朝。

“驱除鞑虏”明显是反对满洲民族。这一点在同盟会盟书的年号上也反映出来——盟书采用“天运”年号。关于这一点，冯自由有一段解释。

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在当日各同志宣誓时皆不知此年号之出处。……以余所知，则“天运”二字实为洪门三合会之年号。……癸卯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致公堂拜盟，以洪门文告所用“天运”二字，富有种族上之意义，遂开始采用之。……据当日留欧学生史青、朱和中、贺之才等言，总理首次在比京提出盟书草稿时，天运二字亦尝付诸讨论之列。总理所举之理由有二：（一）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其运作应已告终，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即汉兴满亡之表示，其意义极为深长。（二）明亡后，中国各秘密会堂，如天地、哥老、三合诸会，均沿用此年号，由来已久。吾党用之，可以吸收全国各秘密会党为我用云云。此足证明天运二字实为洪门历代人士所用之传统年号，同盟会特袭之耳。[14](P202)

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时，以满洲贵族为皇帝的清王朝腐朽反动，又不思改革维新，严厉镇压改革派人士，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这时中国社会要进步，必须自下而上武装推翻清王朝，清除社会发展的阻力。“驱除鞑虏”这一主张意味着赶走满族皇帝，从这一点说，它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即使在1894年，从实际政治形势看，当时的清廷与早期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极其明显的是太平天国一役，促使中央权力衰弱；以曾、左、李为代表的地方督抚权力上升，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晚清政府已经演变为满洲贵族与汉族官僚联合的政权。在这种形势下，仍以清初天地会的认识水平看待清政府，沿用天地会“驱除鞑虏”的口号，显然已经落后于社会实践。

进入20世纪以后，形势又有新的发展。正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满洲贵族中虽然仍有人反对革新，但是从整体上看，清朝政权推行维新改革，社会出现新的面貌，因此，不能说清王朝仍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和阻力。同盟会成立前后，“驱除鞑虏”这一政治纲领更加明显地不切合变化了的清朝政权和当时的社会。这个错误的实践意义就是在打击对象方面出现“错位”。是否是打击对象，只看他是不是满洲人，而不看他是否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满洲贵族中主张革新、立宪，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也被划为打击对象。

如何“驱除”满洲人？显然，16字政纲中的“驱除”两字含义是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而不是改良、立宪。孙中山曾经采取过改良主义政策，推动清政府实施改革。此举失败以后，他就转而采取革命战争手段，推翻清廷。他对1901年清廷开始的维新改革，一直视为“具文”。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说：

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尔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经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15](P251)

1906年与南洋华侨谈话时，孙中山又抨击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说：

近一二年，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人，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彼满虏处此，万不能与风潮相抗拒，而又不能守一成不变之成法，以保子孙帝王之位。乃始下诏维新，以觇视汉人之志向；继则公然宣布立宪，预备九年之开国会，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稍有眼光者，多能知之。是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无怪其手段之辣矣。[15](P293)

孙中山还斥责拥护清廷革新、预备立宪的汉人为“汉奸”。1905年2月，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孙中山说：

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学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15](P261)

在当时，立宪派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而不是阻碍力量，但是在手段上与革命派有原则区别。革命派应如何对待立宪派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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