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国。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立宪之利如此，及时行之，何嫌何疑？而或有谓程度不足者，不如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4](P174)

立宪对清廷有利。最打动慈禧的该是第一条：“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变”；同时载振在密奏中还提出日本的经验，先宣布预备立宪，定期召开国会，还有缓冲机会。

“君位万世不变”、“内乱可弭”，从这一点说，清廷主张立宪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它的确是诚心实行革新。这种革新又会使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从专制而立宪，是向民主政治跨进的一大步。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预备立宪，但上谕又说，先做改革官制等项工作，以为立宪的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2](P5564)立宪的预备期限并未明确规定。这次改革官制有显著的特点，即体现了三权分立的精神。奉命总司改革官制的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于1906年12月7日上奏称：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法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

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奏疏说：

故臣等厘定官制，……首分权以定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2](P5577)

自此以后，清廷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成立了资政院以立议会基础；编译各国宪法，以为借镜参考；命各省筹设咨议局并筹备设立各县议事会。1908年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并宣布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以宣统八年（1916年）为限，实行宪政。奏章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其中包括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筹备省咨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年举行咨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举行该院选举等等。[4](PP54-67)由于各地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实行宪政，清廷于1910年（宣统二年）11月4日宣布于1913年开设议院，即立宪预备期缩短为5年。

二、晚清社会面貌的大变化

上述政策措施使晚清社会面貌发生了大变化。

第一，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1900年以后的10年，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很快。据《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所说：

在1895-1900年的六年内，已设厂86家，投资合计1767.9万元，即平均每年增设新厂14.3家，新增资本平均每年294.65万元。这是第一次投资设厂热潮所取得的直接经济成果。……但到1905年后掀起的第二次投资设厂热潮期间，其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则更远远超过以往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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