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不是很完整、很准确的。下面再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的一段说明：

这时期工矿企业的设立，明显地以1900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在1895-1900年这一阶段，共开设104家，投资2302.4万元，平均每年投资额不到400万元，最高一年为570余万元。其中一半以上是投入纺织工业，以纱厂和丝厂为主。矿业占第二位，不过这时的矿场还是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为主（25家中占17家）。从1905年起，投资规模远超过前一阶段，以后大量增加，到1910年的6年间，共开设厂矿306家，投资7525.5万元，比之前一阶段，设厂数和投资额都增加了两倍强；平均每年达1250万元，最高一年近2300万元，这已是不小的投资能力了。[6](P645)

这两段分析统计，虽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即1900年以后投资设厂速度高于1900年以前，而1904年以后到1910年之间，中国的近代工业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

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从1901年到1910年新办了48家近代企业，遍及南通、无锡、镇江、苏州、常熟、崇明、太仓、江宁、如皋、扬州、泰州、芜湖、池州、休宁、怀宁、杭州、宁波、湖州、硖石等城市。从行业看，包括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7](PP31-33)

再以一个城市——天津为例。1888年张謇与袁世凯绝交分手。1911年7月，张謇从北京返里，路过天津参观后，却大赞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1901-1907年）的建设事业。他说：“十日（1911年8月10日）出京。至天津观各马路、工厂、罪犯游民工厂、图书馆毕。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外，无抗颜行者。”[3](P875)

这些成就无疑是晚清实行的各种扶植工商业政策取得的成果。或云，20世纪初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是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的结果，其时，中国人民爱国精神大发扬，推动了国货的生产与销售。反美爱国运动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是，如果清政府继续采取压制商务，而不是扶植商务的政策，再有利的机遇也将消失！

第二，科举的废除，解除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促进新式学堂的发展，推动人们思想活跃与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学堂学生人数增加很快。据学部总务司编的教育统计图表，1902年在校学生数仅6912人，1907年增加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

出洋留学生人数，长期在每年1-4人上下徘徊，最多是1879年的13人及1880年的12人。到1904年以后则有很大的增加：1904年为21人，1906年为60人，1910年达到107人。[8](PP589-592)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廷允许成立社团以后，知识分子结社之风大盛，其中包括许多政治性社团。仅就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所提到的“气势最大”的政治团体就有：“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宪政公会”（湖南）、“宪政预备会”（贵州）、“宪政筹备会”（湖北）、“粤商自治会”（广东）等。稍后国会请愿期间，还出现“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社团。各种学术社团亦陆续出现。1911年前，仅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扬州五城市出现的各种学会就有18个。

各地普遍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1900-1910年间全国各地创刊的报刊总数达到844种。[9](PP442-449)出版地区几乎遍及全国，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除国内出版的报刊外，还有大量报刊从海外，主要从日本流传到国内。

新式教育、社团组织、报纸刊物等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推动人们的思想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传统观念动摇，新的思想发展。1902年浙江乡试，有考生当堂演说自由民主各种思想，环而听者如蜂屯蚁聚，几将堂前栅栏挤倒。[7](P52)蒋梦麟生于1895年，晚清新政时期，他是20岁上下的青年。他在《西潮》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思想激荡追求新知的情况：

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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