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晚清十年社会面貌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说明：慈禧太后下令变法维新发展到预备立宪并不是一篇“具文”，也不是一块“遮羞布”。

怎样认识晚清政权和晚清社会的变化？也就是说晚清社会的变化是不是一种进步？晚清社会是不是在不断发展进步之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尺度，即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标志。

本文认为，这个标志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载体。就社会客体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是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这一点我想分歧是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述资产阶级历史作用时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这种政治上的成就指的当然是民主政治。社会主体指的是人自身。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发展当然要包括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人自身的进步发展包括三个内容，即人的文化科学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品质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载体即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改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水方法都推动了社会载体的进步。以上三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当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并不会是同步的，往往参差不齐。

这三个方面也是历史学家衡量历史人物和政权、政党对社会发展是否作出贡献、贡献多少的标准、尺度。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晚清社会，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在经济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规模的发展；在政治上，虽然还是专制王朝统治，但资产阶级主体已经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民主立宪运动空前澎湃；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思想束缚减轻，民主意识有了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晚清是一个正在向前发展的社会，进步程度从总体上看，速度并不缓慢，方面也不狭窄。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晚清政府。赞成并发动革新的政府官员有汉族官员，也有满洲贵族。满洲贵族中有人反对革新，反对立宪，但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反对革新、反对立宪；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说满族是历史发展的障碍，也不能说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晚清政权是社会发展的障碍。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拥护君主立宪。绅商支持君主立宪盖由于晚清当局推行“新政”，适应了绅商的利益与需要，给绅商带来了希望。绅商希望清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政体，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东南地区，特别在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势力最大，立宪派势力在这个地区也最强。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上海的沈缦云、李平书等既是地区绅商的代表人物，也是全国立宪派的首领人物。

三、同盟会16字政纲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实际

正当清廷积极推进改革维新之际，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905年8月20日通过的《中国盟会总章》第二条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16个字实际上就是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这个16字政治纲领的源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三段分析：

在同盟会成立前11年之兴中会，其入党誓辞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三事。当时有人译英文之民主政治(Republic)为合众政治，故兴中会盟书所用“创立合众政府”一语，与同盟会盟书上所用“创立民国”之意义相同。其不同者，则为兴中会盟书无“平均地权”四字。

总理于癸卯（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生后数月，自越南抵日本。是秋，尝与日本军人日野熊藏、小室健次郎等创设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以收容有志军事教育之留学青年。……于该校开学时，曾由诸生举行宣誓式，其誓辞即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是为总理用此四大纲领作誓词之第一次。

考孙总理最初采用此四大纲领为革命党入会誓辞，实在乙巳同盟会成立前之二年癸卯，……为余躬与目睹之事实。且先后根据檀香山、旧金山、比利时、德国、法国各同志函告，当日入会宣誓情形，其誓辞及宗旨皆为四大纲领。……总理于癸卯秋至乙巳夏同盟会成立二三年间，用四事为誓词者凡五次。[14](P198)

可见，这16字政纲是孙中山长期熟虑深思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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