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在政治上，他主张在清廷主持之下进行立宪维新。这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

蒋梦麟谈到在浙江高等学堂最后半年的思想情况时说：

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汉霄，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10](PP64-76)

可以说，“万马齐喑”的局面改变了，思想界风雷激荡！

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活跃，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的实力与社会地位日益上升。

1904年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后，同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与天津商务公所分别改组为商务总会。各地商务总会亦陆续建立。据学者统计，“自1902年到1906年的5年间，全国范围内已成立的商务总会共30所，商务分会共150所。两会合计，共180所。其中144所是在商部成立以后发展起来的”。[5](140)

商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有了自己的社会团体，他们已经形成一股社会政治力量。“在商言商”，已经不可能约束他们的言行。因许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上，绅商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自己的活动。若干地区的绅商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团。1907年上海成立南市商团公会，沪道准拨枪支、弹药，商团公会遂发展成为上海工商企业家掌握的一支准武装。自南市商团公会创立后，上海各行业纷纷组织商团，“至辛亥春已达一千余人，皆各业领袖遴选同业有志之士训练成团，并无游手之徒溷迹其间，故每逢开会及操演莫不整齐严肃，绝无喧哗”。[11](P285)

绅商还积极推动“地方自治”。

1905年10月，上海工商界成立了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它的宗旨是“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这个总工程局，“设办事总董5人，内一人为领袖，设议事总董33人，内一人为议长”。[12]可见，它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依据，设议事及办事两大机构的。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1909年初，清廷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以后，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改名为上海县城厢内外自治公所。

张謇在南通依靠自己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推行地方自治。南通组成的县议会、自治会可以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发行地方公债、选派留学生以及决定修桥筑路、开渠治水等事，甚至知县也要向自治机关报告工作。地方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被绅商的自治机关取代了。

苏州绅商以街道为区划组成基层自治团体名曰市民公社。1909年观前大街市民公社成立，发起人是怡和祥洋货店经理、苏州商务总会会董施莹。其他街区的商人也仿效成立。社员中，商人占95%以上。最初市民公社的活动是清洁街道凿井通沟、修理水龙、添补水缸等项，其后扩充到保安工作，又规定：“其他一切地方公务，宜随时开会议办”。[13](PP58-90)

广州商人也成立了粤商自治会。

1905年开始的立宪运动，绅商扮演了重要角色。1906年12月，张謇等在上海组建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被推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鼎霖等皆为会中重要成员。它成为江浙上海乃至全国推动立宪运动的重要团体。1910年，立宪派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等15个团体在上海召开欢送第二次请愿代表大会。苏州商务总会派出的代表、纱缎商杭祖良即席陈词，表示“如临战争，不胜不收”。到京以后，杭祖良和上海商务总会沈缦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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