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反对清廷维新改革、预备立宪，除了由于不信任满族人士，视为“异种”外，还有一个“取法乎上”的思想方法问题。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对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说，据吴崑笔记，有如下内容：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高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陈天华的记录稿有所不同，他是这样记录的：

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15](PP281-283)

以上两种记录，文字虽有异，但精神内容却一致，即孙中山以“取法乎上”来说明坚持革命反对立宪的原因。

在思想上这样认识清廷的革新与预备立宪，在实践上就表现为视立宪派为政治敌人，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政策，扩大了同盟会的打击面。《革命逸史》中有下列一段记事：“海外各埠革命党与保皇会之冲突日益剧烈。东京政闻社之开幕及徐勤在小吕宋与新加坡之演说，均被革命党捣乱破坏，两党机关报之大开笔战，尤无时无地无之。”[16](P15)章太炎在《民报》第17号上发表“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一文，也生动地记述革命党人对立宪派人士的敌对情绪。“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并不是普遍真理。它不能作为指导制订政治纲领的原则。制订政治纲领的原则只能是实事求是，切合政治形势的特点，并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如果根据制订者主观的不切实际的认识确定某一种自认为“上策”的政策，视反对这种“上策”的人为敌人，结果往往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使自己孤立。

16字政纲中提倡平均地权，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

在兴中会的宗旨中没有“平均地权”，同盟会的宗旨中才有这一条。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

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目瞠乎后也。[17](P289)

平均地权的目的是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平均地权之内含不是现实的，而是超前的。它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农业用地兼并、农民无地或少地问题，而是限制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下列一段话：

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的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15](P328)

工业发展以后，城市地价提高，这提高的价格不归城市资本家所有，而归政府所有，这就剥夺了城市资本家的利益，限制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

提出平均地权的孙中山，从他的思想理论看，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3个月，1905年5月中旬，他“访问了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自称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同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他要求该局接纳他的党为成员”。[18]

对同盟会政纲的上述分析，归结到一点，即它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的特点。其后果则是限制了新兴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疏远了大众。这些大众包括：广大满族民众，拥护立宪的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员，以及拥护立宪的资产阶级主体——绅商。革命党人将自己缩小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朱宗震在《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中说：“支持孙中山的主要局限于华侨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有远见的资产者、会党和少数受策反的军队。”[19](P282)这个结论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四、16字政纲得不到资产阶级主体——绅商的拥护

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来说，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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