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以后，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出马拥护，并说服新军军官黎元洪接受都督职务。革命派与立宪派合流，稳定了起义后的武昌政局。在此后的各省光复过程中，基本上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的局面，只是由于各省两派的力量对比不同，在形式上稍有差异而已。以江苏省而论，苏州绅商代表、商会总理尤先甲、议董潘祖谦等面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独立。程德全于11月5日，“恂苏五属士绅之请”，宣布独立，苏属各地，传檄而下。据统计，光复时江苏各地新政权的首领中，立宪派绅商官员占35%、革命党人占30%。[20](P15,P53)当时有所谓“和平光复”一词，即革命派、绅商立宪派、地方官员，从各自利益出发，形成的一致同意的决策。

立宪派转而拥护革命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廷借立宪之名行集中权力之实，使立宪派人对它失去信心和信任，转而另寻出路是一大原因。正如张謇所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受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21](P186)但也有众多立宪党人恐惧革命战争扩大迁延，社会动荡影响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经济利益，而欲消弭战争得到和平非拥护共和不可。这一点在张謇的思想上表现得十分清楚，武昌起义后，他曾经建议铁良、张人骏派兵援鄂，但很快就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又说：“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21](P183)在其他多种场合，张謇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11年10月21日，与伍廷芳等联名致载沣的电文中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21](P174)1911年11月27日在复许鼎霖函中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信中还表示：此刻此时已不值得“为爱新觉罗氏争万世一系之皇统！”[21](P188)绅商立宪派拥护武昌起义，有它自己的考虑，它并不是赞同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清廷曾于1911年11月14日发布上谕，派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人分任各省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属抚慰劝导，宣布朝廷实行改革政治宗旨”，想利用立宪派人士以求“内外相维，上下一心，共救危亡”。[22](P308)清政府发布这份上谕时，谭延闿、汤寿潜已分别担任了湖南、浙江省都督了。

立宪派与革命派在推翻大清专制王朝、建立共和国方面，化解了分歧，取得暂时的一致。两者联手，导致宣统退位，在中国赶走了皇帝，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国社会的很大进步。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符合绅商立宪派的愿望。革命党人与原立宪党人的联手合作也就到此画上了句号。此后，孙中山继续坚持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绅商则极力反对。

早在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在上海同盟会本部欢迎会上就说：“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此则愿与诸君共勉者也。”[15](P574)12月30日，孙中山与江亢虎进行谈话，回答如下：

江：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社会党）宗旨相同。

孙：不但此一端而已。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此一端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伙。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甚多，愿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一俟军事粗定，吾辈当再作长谈。[15](P580)

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念，不仅革命党外很多人反对，即是革命党内，反对者亦很多。冯自由曾说：“民国成立以后至民七、八年俄国大革命之七八年间，国民党中之热心倡导民生主义始终不懈者，亦只有总理一人。”又说：“民五年六月，袁世凯自毙，总理自日本返沪，尝先后应上海各团体之邀，演进救国大计，其论题亦多以民生主义为号召。……某日，余等随总理参加某商会团体之欢迎会。当总理演说时，余闻胡汉民、马君武二人蹙额相告曰：先生今日又讲民生主义矣。一若深虑商界中人必不乐闻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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