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曾撰《记侯、黄两忠节公事》一文[4]，记述明末嘉定事件始末，具体真实，使得义军英勇壮烈，清军屠杀酷虐，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未置一字之评，然叙事中实有思想倾向。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直书其事”乃“褒贬之正”的具体表现。他在另一文中提到“黄忠节公文章气节，照映千古”[4]，这足以旁证他记侯、黄领导嘉定民众抗清的事件，是充分肯定其正义性的。

    如果要说钱氏所写《记侯、黄两忠节公事》，是在乾隆（1736-1795年）年间普遍给明末抗清死难者赐谥以后，虽然是据事直书，是非已显然，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那么，他所撰《记加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4]，直书不曲，用意显豁，就更耐人寻味了。它记述，江宁卫运军凭借权势，欲加征嘉定县月行粮，以发横财或供挥霍。县民申诉，反对这种不法的盘剥行为。知县潘师质也持反对态度，拒不征收。结果上级压下级，权大的欺权小的或无权的，潘知县下狱屈死，县民为首者倪拱辰、陆德秀被捕重刑身亡。倪氏申诉有这样的话：“以不堪加之具，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吸髓，徒资群蠹瓜分、酗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潘知县曰：“何用加行粮为！”故而抗拒。钱氏写到倪、陆两人惨死，“县人陆时隆作《二义传》”[4]，戛然而止。细读此文，作者钱大昕的直书纪实，揭示是非，其思想倾向至为显然。其揭露江宁卫运军横征暴敛的恶行，同情潘知县的被害，首肯县民为首者倪、黄两人为义士，都跃然纸上，实寓论于史。

    直书纪实，即纪事实事求是，确实是治史基本的首要的标准和任务。

【参考文献】

    [1]　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A]．附于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C]．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条，卷7李彦章言史学条，卷18士大夫不说学条，卷13胡五峰《皇王大纪》条，卷6，卷10，卷14元艺文志条，卷13唐书直笔新例条，卷6五代史条，卷13唐书直笔新例[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C]．南京工作苏古籍出版社，1997．

    [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6古今人表条，卷79宋史·冯＠(16)条，卷19晋书地理志上，卷23宋书·武帝纪下，卷40北史·外戚传条，卷79宋史洪迈传条，卷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条，卷9侯国考，卷83宋奉使诸臣年表，卷27陈书·高帝纪下，卷79-80[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二、三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38，卷24，卷35答王西庄书，卷24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卷24东晋疆域志序，卷35，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卷12答客问九，卷28，卷28跋元氏略，卷2，卷7答问四，卷13答问十，卷24史记志疑序，卷18续通志列传总叙，卷22-50[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　施丁．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史学史研究[J]．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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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　李延寿．北史，卷25[M]．北京：中华书局，1924．

    [9]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五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0]　钱大昕．三统术衍，卷7，附阮元序[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八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1]　钱大昕．三统术钤，附李锐跋，附钱塘跋[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八册[C]．南京：江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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