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写有《春秋论》两文[4]。这是他的史学论的重要篇章。他首先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之所隐而已矣。”这是说，《春秋》的褒贬态度和方法，就是“直书其事”，善恶不隐，使读者了解真实。又说：“记其实于《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褒贬之正，就是“记实”。换句话说，记事不实，那个褒贬就是不正，就是胡搞。后人有学《春秋》者，说“小人曰死”，书“死”就是贬辞。钱氏指出，“古书未有以死为贬辞者”，《尚书》书舜“陟方乃死”，孔子说过“予将殆死也”，《论语》屡书颜子之死，《庄子》书“老聃死”，舜、孔子、老子、颜子等都是古之贤人君子，都书其死，可见书死“皆非贬辞也”。因此，钱氏认为，对待历史人物，直书其事即可，不要在书“死”、“卒”等字眼上做文章，“上下其事”，如同法吏搞“舞文之术”；如果予夺之际，殊未得其平，而适足以启后人之争端”[4]。

    他又举出史例，说：以前唐代吴兢撰《天后〈武则天〉本纪》，置于唐高宗之下，而沈既济“非之”（注：按：沈既济一度任唐朝史馆修撰，曾修《建中实录》，已佚。），以为不当为武后立纪，“当合于《中宗纪》”，并且引《春秋》“公在乾侯”之例，要求在《中宗纪》内“每岁书‘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纪称中宗，而事述武后。这种做法，冠冕堂皇的道理是“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这种说法，当时没有被采纳。到了朱熹的《通鉴纲目》问世，始采其说，其书“每岁曾书帝所在，又嫌用武后纪元，秘虚引嗣圣年号，自二年讫二十一年，至神龙反正为止”。按：唐中宗嗣圣年号，仅一个元年（684年），次年为唐睿宗文明元年（685年），再就是武则天自称皇帝以后的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等年号，直到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将死，张柬之等拥中宗复位，改元神龙。钱氏对朱熹的写史之法，讥曰：“于是唐无君而有君，中宗无年号而有年号”。后儒有“推衍其例”者，竟然“有议引汉孺子婴居摄之号，而屈王莽纪元，以存刘氏之统者”。史实是，汉孺子婴在位，已是王莽掌握大权，一手遮天，后来干脆自称皇帝，建新改元，有始建国、天凤、地皇等年号。钱氏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的用心和做法，讥之曰：“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所以他严正申明：“谓如此而合于《春秋》之指，则愚窃未敢以为然也。”[4]他只主张直书，对于那种笔削之苦心、补天之妙手，决不会苟同，而是坚决反对的。接着，钱氏对《春秋》“公在乾侯”作了分析，认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沈氏之议，《纲目》之书，乃大谬不然。

    有人提问：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说是“当时之乱贼惧”，那早在《春秋》之前就有史臣直书赵盾、崔杼弑君之事；如果说的“后代之乱贼”，则《春秋》以后，乱贼不绝于史，孟子的话是不是“大而夸”？钱氏回答：孟子所言的用意是“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他举出《春秋》三传记述乱贼之许多事，说明主要是提供后人鉴戒。他说：“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后世，……若夫篡弑已成，据事而书之，良史之职耳，非所谓‘其义则窃取之’者也。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事见诸行事故尔，故惟孟子能知《春秋》。”[4]这话的意思，还是强调“据事直书”，以供后人鉴戒，而不是在修史上做什么义法的大文章。

    修史者由于种种原因，任意饰美增恶，颠倒是非之事往往存在。钱氏对此非常反感，指责其短。试举几例：

    唐人姚思廉修史有不直之处，《陈书·高祖纪下》记载：永定二年（558年）四月，“江阴王薨”。钱氏指出：“梁敬帝之弑，《陈史》但书‘薨’。《南史》易‘薨’为‘殂’，而以《陈志》系之。又《衡阳王昌传》：天嘉元年（560年）三月，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景子济江于中流，船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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