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汉书·地理志》对西汉一代侯国或书或缺或不书的情况。再说：“《志》称侯国二百四十一，今数之，止百九十有四。予证之诸表，各标其始封姓名；又补《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后之读史者，庶有取焉。”这是说明他的此表的要点。接着，就是分郡列出侯国，注明侯者，或稍加说明。最后，还谈了这么个问题，或问：“侯国例不属于诸侯王，故王子而侯者，必别属汉郡，广平、信都亦诸侯王国也，而得有侯国，何故？”钱氏曰：“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元延之世，广平、信都皆郡也，非国也。国已除为郡，则从前之改属他郡者复还其旧。迨哀帝建平中，复置此二国，则侯国必仍改属他郡，特史家不能一一载之尔！试观广平领县十六，而户止二万七千有奇，信都领县十七，而户止六万五千有奇，以附近郡国准之，不应县多而户少乃尔，盖改郡为国之后，未必仍领若干县也。”[3]这是说，西汉一代郡国往往变动，侯国属郡而不属王国，所以出现了一些曲折复杂的情况。由此可见，钱氏考究西汉侯国至深至细。
关于元代氏族考。《元史》有《后妃》、《宗族世系》、《诸王》、《诸公主》、《三王》等表及《宰相年表》，而无氏族表。然元代的氏族问题颇为复杂，《元史》中的氏族问题疏误又多。为此，钱氏特新撰《元史氏族表》（三卷）专著。钱氏在《跋元氏略》文中谈到：“考氏族于辽金难矣，而于元尤难。辽惟耶律、萧两族，金虽有白号、黑号之别，然系姓于名，犹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但以名行，不兼称氏，读史者病焉。”[4]又说：“稽氏族于金元之际，难矣。金制系氏于名，元则名与氏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故考稽尤难。吴师道言，今之蒙古、色目，虽族属有分而姓氏不并立，但以名行，贵贱混淆，前后复杂，国家未有定制。盖在当时固病其称名之淆，易代而后，并族属皆失之矣。有似异而实同者，克列之即怯薛，许兀慎之即旭申，散术触之即珊竹，葛逻禄之即合鲁，是也。有似同而实异者，回鹘之与回回也。陶九成所载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其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纪载互异。”[9]的确如此。不仅一般读史者对于元代氏族问题感到搞不明白，就是有些涉足于此者，也往往不大清楚，明修《元史》就有不少疏误，万循初所撰《元氏略》也有以一人“折而为二”，有二人“疑以为一”，以名“误以为氏”等情况[4]。为了考明元代氏族，钱氏迎难而上，创制了《元史氏族表》三卷。他是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之例，“取其谱系可考者”，而“列为表”、“疑者阙之”[9]。钱氏的学生黄锺说：“《元史》纰谬颇多，如速不台即雪不台，完者都即完者拔都，不抹也先即石抹阿辛，皆一人两传；阿拉赤、忽剌出、昂吉儿、重喜、阿术鲁、谭澄六人皆附传之外，别有专传，为后来读史者所讥。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先生属稿始于乾隆癸酉（1753年）七月，成于庚子（1780年）五月，几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谓勤已……先生广搜博采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书，考其得失，审其异同，一一表而出之，而后昭然如白黑分矣。”[9]这说明了钱氏写书的用心、甘苦和成绩，令人信服。
关于宋奉使诸臣年表。《辽史》有《世表》、《皇子表》、《属国表》等等八表，没有宋奉使诸臣表。钱氏根据《宋史》、《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材料，加以考究，比较大的篇幅，新编成《宋奉使诸臣年表》一篇，详细地记述宋开宝八年（辽保宁七年，即公元975年），至于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即公元1122年），共148年间北宋诸臣奉使于辽的大事纪年。宋开宝八年三月，契丹“始遣使来聘”，七月，宋使郝崇信、吕端“使契丹”。于是宋辽交往日益频繁。到了宋宣和四年正月，“辽主弃中京出奔，自是使命遂绝”[3]。可见此表记载了宋辽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在《廿二史考异》中，《辽史考异》仅第83卷这一卷，而《宋奉使诸臣年表》就占了这卷的三分之二的篇幅，就此也可见钱氏注意之重点。
关于《三统术》考释。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歆将《太初历》改编为《三统历》，其中附有说明《春秋》与古史的《三统历谱》。班固将其采入《汉书·律历志》。后来，《太初历》失传了，《三统历》因记载于《汉书》得以流传下来，成为我国史籍上第一部有完整记载的历法。钱氏对历算学和历算史颇有学养，于“廿二史”中的历算问题多有考究，他知道推步术（即推算历法的方法）见于“廿四史志”者，以《汉志》刘歆《三统术》为最古，又知历来注解《汉书》者对此往往“言之不详”，或“妄下雌黄”，或“识见浅陋”，没有深入寻究，慨叹：“于是三统之术承误袭伪，无能是正，存而亡者千有余年矣。”他乃着手考究《三统术》，“广采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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