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复申己义”，“祗就本法论之，其法之密与疏固不瑕论及”，撰成《三统术衍》三卷，又《三统术钤》一卷，目的在于“悯古法之陵夷，示来学之楷则”[10]。李锐回忆其师钱大昕于紫阳书院教授算学及古代历算，并以《三统术衍》、《钤》为教材，授而诲之曰：“刘歆《三统术》为步算最古之书，汉末大儒如郑康成辈咸通其学。是书衍说，词虽浅近，然循是而习之，一隅三反，则古今推步之原流，不难一一会通其故也。”[11]这是对钱氏之学深有体会之言。其书对《三统术》及古代历算问题的解释，具有很多的历算知识（当然也有缺点失误），可以说为后世考究此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阮元、钱塘等学者对此书都很称赞。阮元特别肯定钱氏知道古代超辰之术，“据歆考文，决知太初改元，太岁当在丙子，而非丁丑，此尤千古卓识。”[10]钱塘曾向大昕“请而习之”，曾谈到此书对《三统术》“推而明之，其钧摘隐舆，刻剔舛讹，如与子骏（刘歆字）面质其然否而论定之者，而韦昭、杜预、孔颖达诸家训释经传之说，皆有以决其牴牾。”认为其书问世，“遂可以人人通知历术而无难。”[11]应当承认，钱氏对《三统术》的专题研究，是有很大价值的。
关于《元史艺文志》。《元史》有《天文》、《五行》等等十三志，而无艺文志。明清学者颇有注意收录元代艺文者，并有学者补作之。钱氏继起，着意补作《元史艺文志》。不仅收录元人著作远远超过前人（注：如倪灿、卢文绍《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元代者1900种，钱书约2900种。），而且经过考究，大大提高了准确性。他曾谈及此事的艰辛与心得，说：“予补撰《元艺文志》，所见元明诸家文集志乘小说，无虑数百种，而于焦氏《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倪氏《补金元艺文》、陆氏《续经籍考》、朱氏《经义考》，采获颇多，其中亦多潙踳不可据者。”[2]因此，他对于前人成果费了一番考究工夫，取是舍非，指瑕存真，所以他又说，对于前人成果“潙踳)可据者”，“略举数事，以例其余，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别裁苦心，偶有一得耳。”[2]于是，他列举心得25例，指出诸家考录之误。这里选其数例于下：
“郝经《玉衡贞观》，黄、倪两家俱入故事类。此书有自序，见《陵川集》。《山西通志》列于天文类，今从之。”按：此言黄、倪两家分类之误。
“郑起潜《声律关键》八卷，黄、倪俱以为元人。按：起潜南宋人，淳祐中直学士院，不当在元人之列。”按：此言黄、倪两家以宋人为元人。还有几条，指出黄氏、倪氏多以宋人为元人，以宋书为元书。
“王元堂《春秋谳义》十二卷，前有于文传序。元堂，吴江人，与文传同郡。黄氏于春秋类别有于文传《春秋谳义》十二卷，显系重出。（《苏州府志·艺文》亦承黄氏之误。）”按：此言黄氏重出之误。
“《来鹤亭诗》、《既白轩稿》、《竹洲归田稿》，皆吕诚作，今《苏州府志》以为吴肃。”按：此言《苏州府志》人名之误。又列条指出黄、倪两家也有人名之误。
“焦竑(12)《志》以移剌楚材与耶律楚材为二人，周权与周衡亦为二人，揭係斯与揭曼硕亦重出。”按：此言焦氏记人名一分为二或重出之误。
“倪《志》有孔元祚《孔氏续录》五册，注云：‘孔子五十一代孙。’予尝见元初刻本，名《孔庭广记》十二卷，乃孔子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元措所撰，盖即是书。改‘措’为‘祚’，音之＠⑩耳。其书实五册。”按：此言倪书的书名、人名皆有误。
“尤侗撰《明史·艺文志稿》，收朱公迁、史伯璿(14)、程端礼、王恽、杨元孚、王桢、张养浩、李冶、范椁、周伯琦、陆辅之、李存、吴海，皆以为明人。”[2]此言尤侗有以元人为明人者。
由此可见，钱氏专题考究之认真细致，并遵循实事求是精神。
四、直书纪实
对于撰写历史，钱氏强调“直书其事”、“纪实”，反对曲笔讳饰及《春秋》褒贬笔法。
记事是史学的基础，是第一位的事，所以要求“据事直书”，这是基本的先决的条件。自唐宋至于明代，有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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