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依据《徐州都督房彦谦碑》，有“彦谦迁郡司马，寻以州废解任”的内容，联想到《隋书·房彦谦传》“彦谦知王纲不振，遂去官”的记载，乃指出：《隋书》本传所论，“史家之饰词也”。如果房彦谦知王纲不振而去官，“何以复应司隶刺史之召，且为泾阳令乎？”接着，钱氏还指出史家饰词之故，说：“唐初史臣，以玄龄（按：彦谦之子，唐初大臣）之故，为其父立佳传。读其文，似子姓所述行状，未必皆实录。……盖史家因玄龄之说而傅会之，以是归美其亲而已。”[12]这是继刘知几《史通》批评唐初史臣为父祖立佳传之后，以金石文论证唐初史臣修史曲笔，很有参考价值。

    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钱氏指出《宋史》所记张浚对待李纲很成问题，说：“纲罢相在建炎元年(1127)七月，其落职在是年十月（原注：落职者，削观文殿大学士之职也。），鄂州居住在是年十一月，皆出殿中侍御史张浚之论劾，史于《浚传》既讳而不言，此传但于罢相时一言浚劾，余亦略不及之，盖史家为张护短，非直笔也。……浚于纲罢相之后，抨击不已，甚至指为国贼；又谓纲于蔡氏门人，虽误事乱政，力加荐引，非窜殛不足以靖天下，而于汪、黄之奸邪，则缄口不言，斯诚变乱黑白之甚者矣。”[3]

    钱氏又举《宋史·张浚传》所载“连日南军小不利，忽牒报敌兵大至，显忠夜引归，浚上书待罪”为例，指出：“符离之败，陵阳李伯微甫载其事甚详，云符离之役，军资器械，失亡殆尽。……浚有恢复之志，而无恢复之才，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史家以其子为道学宗（按：指张栻），因于浚多溢美之辞，符离之败但云‘南军小不利’而已，岂信史乎？”[3]可见，钱氏表扬直书，而反对曲笔。他认为颠倒是非，溢美饰非的做法，不是直笔，不是信史。他讥刺：“上下其手”，手段恶劣，也是“无识”的表现[3]。同时，钱氏也反对有的史家对历史人物“增饰”[4]。所谓增饰，即涂脂抹粉。写史传人，笔头生花，也非信史。

    依据《太师太平王德胜庙碑》，钱氏论及《元史》之不直。他叹道：“呜呼！天历之君臣乘国有天丧，大都空虚，挟其权谋诈力，以夺人主之嫡嗣，虑天下议其后，因诬晋邸以恶名，而当时倾危阿附之徒作为文词，大书深刻，谓奉天时以致天讨。然万世之公论俱在，其可欺乎？《元史》于泰定、天历之间多徇曲笔。”[12]

    钱氏强调：“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2]意思是，史家纪事，首要的是直书纪实，不能随心所欲，耍新花招，玩小聪明。钱氏此论，缘于宋吕夏卿《唐书直笔新例》而发。吕夏卿于宋仁宗朝曾预修《唐书》，故有此作。钱氏将其书与《新唐书》对照观之，觉得“殊不相应”，指出“夏卿虽有此议，而欧（阳修）、宋（祁）两公未之许也”。接着又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夏卿《新例》益复烦碎非体。”[2]

    有人认为，据事直书，写了当代君王的短处或不体面的事，有“谤书”之嫌。钱氏则认为，据事直书君短，不等于诽谤。他说：司马迁著《史记》，“成一家言”，有人“以谤书短之”，这是不了解他著作之旨。并说：“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何名为谤？”[4]对于君王、有的奉为圣明，当作神灵，以为只能颂扬，不能轻议是非；而直书实录论者则以为，无论何人何事，皆当直书其事，明其是非，显其优劣。钱氏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的。他以为，司马迁著《史记》，总的说来是“尊汉”，但也写了不少景武之世的缺点错误，这是“实录”，不是诽谤，明确地否定了“谤书”之说[4]。

    钱氏曾参与乾隆年间官修《续通志》，写了一篇《续通志列传总叙》，提出编撰史传的准则，主要的是“实事求是”、“悉从其实”[4]。

    应当指出，钱氏应人请求，写了不少墓志铭、人物传、家传行状，等等[4]，其中大多是扬善隐恶，难免有过甚之词，甚至有不实之处。但就其写当代一些学者之传来看，基本上是抓住了要点和特点的，记述中寓论断，或有点睛之笔。其写阎若璩，曰“平生长于考辨”；写胡渭，曰“笃志经义，尤精于舆地之学”；写万斯同，曰“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写惠士奇，曰“晚岁尤邃于经学”；写惠栋，曰“年五十后，专心经学，尤邃于《易》”；写江永，曰“读书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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