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史书是重要的，治史也是重要的。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和史学的传统，也有无知历史和轻视史学的妄人。钱氏根据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的内容，写了一条《李彦章言史学》，说到：自崇宁以来，在王氏之学的影响下，只重视经学。李彦章以为只要谈经就行，不必读史，妄言史学一无用处，视史学为“流俗之学”，指学史为“世俗之习”。钱氏讥刺：王学之弊，“至于妄诞无忌惮若此”[2]。钱氏之评，一针见血。重经轻史，为何妄诞？主要是，这种士人学子只知经籍上的一些词句教条，任意发挥，夸夸其谈，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可以大言不惭地自谓注意了大道理，自以为高明而不屑于世俗人情。有宋一代，在中国史上有其特点，不无长处，但比起汉唐盛世那种生气勃勃的局面，可谓等而下之，其“积贫积弱”，原因种种，其中恐怕与一些学者士子多不重视历史与史学，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不无关系。

    钱氏很重视学风与世运的关系，十分强调学习历史和重视史学的重要性。他态度认真地说：“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忘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2]钱氏在这里列举了周大夫原伯鲁不学，春秋晋大夫籍谈“数典忘祖”，三国魏司徒董昭言当时年轻人“不复以学问为本”，五代后汉史洪肇言“毛锥无用”，宋代蔡京禁人读史，《通鉴》也在禁读之列，共五个史例，说明士子不学，尤其是不学历史，以致败家亡国之祸，原氏之亡，籍氏无后，曹魏不永，后汉失国，北宋沦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学，不学历史，尤其是不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定是破家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氏之论是很有意义的。强调学史，首先要求写真实的历史，有了真实可信的史书，才有可能学好历史，也才可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

    万斯同曾说过：“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搆，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万氏慨叹魏晋以来信史难求，主要是由于治史者“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所以才有曲附而成之文，有凿空而搆之事，书法不是直道，裁别又缺鉴识，因而人们如果盲目轻信之，则受枉太多。钱大昕对万氏此言非常赏识，记入了他写的《万先生斯同传》[7]，予以充分肯定。万氏之言，钱氏所传，说明主观唯心主义者写不出信史，换句话说，史之难信，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作祟。

    南宋有个名叫胡宏的学者，号五峰，写了一本80卷的大书《皇王大纪》，所写内容，上起盘古，下迄周末，三皇纪写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等，五帝纪自伏牺写至尧、舜，三王纪写夏、商、周，博采经传，杂烩一锅，附以己论，毫无考证。竟然有人继踵而为，罗泌《路史》，征引益为奥博。可别小看此道，遗风实在不小。钱氏对胡宏这类人“侈谈空邃古”，讥为“盖好奇而不学之弊”[2]。

二、祛疑指瑕

“祛疑指瑕”、“订讹规过”，是钱氏治史“实事求是”的一大特点。

    钱氏谈起考证历史，强调“唯有实事求是”[4]。一者说：“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盖以见其善，拾遗规过，匪以齸纥前人，实以开导后学。”[4]再者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