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真成至迟在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到达长安，翌年正月某日死亡，二月四日下葬，朝廷赠官从五品上“尚衣奉御”。[38]对于此赠官，迄今为止，学界讨论集中在为什么玄宗要赠此官给井真成这一点上。研究者倾向认为，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事，有机会接近皇帝；玄宗能把这一官职赠给井真成，说明井真成在世时当与玄宗有某种特殊关系，获得了玄宗的特别赏识；而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形成，必赖井真成长期停留唐朝期间的努力与出色表现。以至给人留下仿佛非如此则赠官一事便解释不通的印象。
　　从追赠官位的角度来研究、揭示唐朝对于跨越大海冒死而来的日本国使的礼遇，这种努力无疑是很值得肯定的。不过，对于赠官的理由，或许也可换一个角度，多角度观察研究，对于揭开井真成墓志中的多个迷团，更加接近于该墓志的客观状况，无疑也是有益，而且相信也是必要的。
　　赠官，是朝廷对官员的一种恩典，即授予已故官员或现职官员已故直系亲属的荣誉职衔，始于晋代，历代沿之而制度或有不同。就唐代而论，赠官的授予原则尚不清楚，但受赠者生前的品阶、职务（职事官）可以据以确定或影响赠官的品阶与官名，其附带的特权又以某种形式传之后代子孙，则是可以肯定的。[39]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所载唐朝对客死唐土的外国使人或纳质宿卫等追赠官位的一些记录，[40]获得赠官的外蕃人，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蕃国王，如哥邻国王、突厥可汗，[41]一类是一国之世子或国王之近亲，如渤海大都利行、新罗王从弟金相、奚之质子李如越、南昭王弟凑罗栋等；[42]第三类为身份不明确者，但所得赠官如新罗使为太仆卿、突厥延陁磨览为中郎将。[43]另外，据《故九姓突厥李中郎墓志》，[44]九姓突厥契毖渠帅（部族长）之子“李中郎”（李姓，官中郎将，正四品下）获得唐朝赠官右领军大将军（正三品）。[45]
　　由上述诸例可知，其一，井真成身后受赠并非特例；其二，唐朝对外蕃使节团官员赠官似乎在制度上有迹可寻，尽管还不很清晰。井真成在日本时的官位品阶不清楚，但如从其它品阶明确的请益生，如838年遣唐使中历请益生刀岐直雄贞从六位下的例子推测，[46]井真成当也不出该品级左右。果如此，则以其从六位获赠尚衣奉御而升至从五品上，[47]也只是符合了赠官规律，并无更特别之处。
　　据唐史学者黄正建统计，在唐朝任职于“尚衣奉御”的官员约计26人。[48]如果对这26人相关资料作进一步排比分类，又可知“尚衣奉御”大体出自皇帝的外戚、功臣或名臣之子、前朝皇帝之子嗣，以及具有专门技术或技能者，如著名的设计大师阎立德[49]、儒学者白志善[50]等等。井真成显然不属于前三种情况。但是对于“尚衣奉御”这一赠官，许多学者试图强调获得赠官的人生前与玄宗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前文提到，赠官只是一种恩典，并非实职，因此作为赠官的“尚衣奉御”与作为实职的尚衣奉御在与皇帝的关系上不一定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也可能唐朝对于死于唐的各国遣唐使团官员一级或是特殊人才都有赠官，只是由于相关史料的欠缺，人们难以见得其全貌，故而才有如此的联想和猜测也未可知。
　　立足于这样一个认识，从其它角度与侧面考察这次赠官，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于是我们注意到，第四种情况与“请益生”的身份特征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因为担当请益生的人首先就必须是某一领域或部门的专家。实际上前引“请益”类史料已经有所提示：大和长冈以“刑名之学”著称；春苑玉成是阴阳请益；刀岐直雄贞长于历学（法）；菅原梶成则“业练医术”，以医学专家身份入唐请益。另外，在838年遣唐使成员中，还可见“别请益生”伴须贺雄[51]及“真言请益”圆行的存在。小野胜年认为“别请益生”就是“特别的请益生”即“具有特殊技术的研究员”。[52]值得注意的是，伴须贺雄的另一个身份是使节团中的准判官，[53]丹墀高主的另一个身份是准录事。[54]前引菅原梶成同时还是遣唐知乘船事；[55]准判官良岑长松可能同时是以善琴的别请益加入遣唐使团中。[56]以上诸“别请益”，本职是遣唐使官员，有时（根据情况）发挥其特长，他们也带着需要解答的“难义”，到达唐朝之后他们的角色转换为请益生。
　　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尚衣奉御”之官名应当和井真成本人的专长有所关联，例如负责或参与负责律令制国家建设中舆服制度的整饬与完善等。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最成熟的基本法典《养老律令》编纂于718年，757年正式实施。井真成所在的733年遣唐使团正是在此期间，故此次遣使的目的之一当与充实与校正法典内容有关。我们注意到日本律令制完善过程中“衣服令”的变迁情况，《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删除了关于天皇礼服的规定，仍然采用前代以来固有的参加神事所用的白色礼服（帛衣）；但是天平四年（732年）元日朝贺时，“天皇始服冕服”。[57]对此，大津透指出，天皇礼服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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