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
 |
时间：2009-7-24 13:46:50 来源：不详
|
|
|
。xxvii
仁宗批准了宋祁等拟定的贡举新制，即诸州解试，“更不封弥誊录”。庆历四年十一月，知谏院包拯上奏曰：
天下郡学自罢听读之后，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诏下，投牒求试者比比皆是，长吏等又安能一一练悉行实哉？不免只凭逐人递相保委，然而诈伪猥杂者亦无由辨明；兼每州用试官一员，是天下试官逾三百馀员，必恐未能尽得其人，而悉心于公取也。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已因而升黜者有矣，又何暇论材艺、较履行哉！洎取舍一谬，则是非纷作，不惟抑绝寒素，窃虑天下因此构起讼端多矣。况封弥誊录，行之且久，虽非取士之制，稍协尽公之道，若今来诸州发解举人，且令仍旧封弥誊录考校，于理甚便。xxviii
庆历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即遭夭折，科举新制尚未施行，即被废罢，诸州解试依旧封弥誊录。《长编》卷一六四载：
庆历八年（1048）四月丙子（八日），诏：“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 时礼部贡院言：“（庆历）四年，宋祁等定贡举新制，会明年诏下，且听须后举施行。今秋赋有期，缘新制，诸州军发解，但令本处官属保明行实，其封弥誊录，一切罢之。窃见外州解送举人，自未有封弥誊录以前，多采虚誉，苟试官别无请托，亦只取本州曾经荐送旧人，其新人百不取一。自封弥以后，考官不见姓名，即须实考文艺，稍合至公。……伏惟祖宗以来，得人不少，考较文艺，固有规程，不须变更，以长浮薄。请并如旧制。”故降是诏。xxix
第二次集中议论封弥誊录是在王安石变法时。熙宁二年（1069）四月，诏议科举。五月，苏颂上奏曰：
所谓考试关防太密，弥封、誊录是也。夫弥封、誊录，本欲示至公于天下，然而徒置疑于士大夫，而未必尽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何则？国家取士，行实为先。今既弥封、誊录，考官但校文词，何由知其行实？故虽有瑰异之士，所试小戾程式，或致退落。平时常负玷累，苟一日之长可取，便预收采。士之贤否，而进退之间系乎幸与不幸，往往是矣。是岂朝廷之本意耶？……为今之便，则莫若去弥封、誊录之法，使有司得专参详考察。一则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务尽心。二则负实学者得以自明，程文小疵，不虞见弃。三则浅陋之人。固无侥幸之望。至公之道，无大于此。xxx
司马光在熙宁二年五月应诏所上《议学校贡举状》中，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县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师，一旦集天下之士，独以何术知之？其术不过以众人之毁誉决之。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夫众人之毁誉，庸讵足以尽其实乎？必如是行之，臣见其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托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将纷然淆乱。朝廷必厌苦之而复用封弥誊录矣。夫封弥誊录，固为此数者而设之也。譬犹筑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绝其源而徒去其防，则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xxxi
连反对王安石罢诗赋而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的苏轼也说：
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此数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且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xxxii
王安石变法对贡举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但主要是贡举科目和考试内容方面的改革，而封弥誊录制度，在庆历四年（1044）之后，一直奉行，从未废罢；庆历新政之时，所要废罢者也仅仅是诸州解试中的封弥誊录，而开封府、国子监解试及省试、殿试中的封弥誊录是照行不误的。到熙宁二年（1069）之后，连废罢封弥誊录的议论也极少了。
封弥誊录制度一旦创立就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它确实对防止评阅试卷作弊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所说：
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xxxiii
欧阳修的话说得虽然有点太绝对了，但毫无疑问是很有道理的。人称“小东坡”的唐庚（1070～1120）也说：“国朝以来，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离文字晦名、易书暗考而明取之。虽无出长入治之利，亦无毁誉比周之害矣。其大故如此。”xxxiv
在实践中，封弥誊录制度也充分显示了 “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作用。举例来说，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为殿试考官，决心黜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