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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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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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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几，而刘几却中了状元。《梦溪笔谈》卷九载：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
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我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之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
还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应举。苏轼特意要使他及第，但结果李廌却落第而归。为此，苏轼作诗以送之。其诗题为《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诗云：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苎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癯仙。xxxv
此外，那些废罢封弥誊录制度的理由都是难以成立的。概括起来，其理由大概有二，其一是：实行封弥誊录，“不能守科场大体，但疑春官有私”xxxvi；罢之，“则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务尽心”xxxvii。事实上，正如包拯所说：诸州解试，“每州用试官一员，是天下试官逾三百馀员，必恐未能尽得其人，而悉心于公取也”xxxviii。所以不得不妨。而实行封弥誊录制度，并不会妨碍考官尽心尽力，反而会使考官排除各种请托干扰，尽心精选英才。
其废罢封弥誊录的理由之二是：“外郡解发进士、诸科人，本乡举里选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词藻、墨义取之，加用弥封，不见姓字，实非乡里选举之本意也。”xxxix实际上，宋代在参加解试的资格中，已经规定了履行等方面的种种要求，如未犯杖以上刑责，非曾为僧道胥吏，无期周尊长丧服，身不被废疾等等，并且五人为保，立有“保状 ”， 如果在品行方面不合格，本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同保应举人也要负连带责任。这样，并非“不求履行，惟以词藻、墨义取之”，而是有效地解决了“履行”与“艺业”的矛盾，不会出现苏颂所担心的“平时常负玷累，苟一日之长可取，便预收采”的情况，也不是像南宋后期的王柏所说：“至糊名之法行，而士之进退一决于三日之虚文，虽纲常沦坏之人，贩缯屠狗之辈，不必择也。”xl
如果不实行封弥誊录，考试官也很难亲知每位应举人的履行，所谓的“考其履行”不过是“采虚誉”罢了。那样就会如包拯所说：“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已因而升黜者有矣，又何暇论材艺、较履行哉！”xli即使不受请托，也会出现“亦只取本州曾经荐送旧人，其新人百不取一”xlii。这样，必然会“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托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xliii。要解决这些问题，又必然回到实行封弥誊录制度。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
四、封弥誊录制度下的作弊与防弊
封弥誊录制度在科举考试的实践中，确实起到了防止考校试卷作弊的积极作用。但是，宋代作为一个科举社会，科场的胜败得失，必然牵动数以十万计的举人之心。《容斋四笔》卷八《得意失意诗》载：
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及第”和“落第”已经成为宋人的“四喜”、“四悲”之一。因此，宋代科举制度尽管已经十分完备而严密，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仍有人千方百计作弊。对于封弥誊录制度来说也是如此。宋人认为：“贡举莫重于省试，利害关系莫重于封弥。”xliv实行封弥誊录制度之后，作弊的手段主要有密约暗号、预买题目、拆换试卷、誊录灭裂等，宋朝政府也相应地采取了各种防弊的措施。
1、密约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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