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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法语境中“业”的表达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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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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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并放弃对土地的全部权利，而绝卖则不允许找赎。通常习惯上找赎以一次为限，经找赎后活卖即变为绝卖。但是事实上找赎次数并非严格限于一次，在清代民间契约中可以看到多次找赎的实例。清代官方制定法规定绝卖须使用官方印制的契约，即所谓“红契”，并向政府交纳契税；而活卖则无须交纳契税，也不是必须使用红契。此外，绝卖土地在交易完成后通常要将税赋“起割”、“推入”过户，而活卖却无需改变税赋责任归属。制定法和习惯法的这些规范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清代民间契约中“业”的含义和性质。
从最接近现代法律制度的角度看，清代“业”的概念含有不动产所有权的意义。乾隆十五年(1750)，闽南人张万卿所立断卖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立断卖契人张万卿，有承祖应分民田租并佃壹段贰大丘，载租玖石大，每石重壹百陆拾斛，共配产米伍亩玖分，坐在南门天妃宫边本衙门口……今因欠银，奉母命托中送卖与尤衙上为大宗祠内十二房祀业，价银捌拾两九城驼，折纹银库驼陆拾玖两贰钱足。银即收讫，田并佃听银主前去召佃耕种，管掌为业，日后永无言及贴赎等情。保此田并佃的系承租应分物业，不干房亲□□兄弟，亦无重张典挂为碍。如有不明，卖主抵当，不干银主之事。其产米伍亩玖分，就发图壹甲捌户张升云名内推出，付尤 收入场图叁甲贰拾伍户尤世昌户内纳粮，永为己业。今欲有凭，立断卖契为照。(例1)（注：《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9页。）
在这一契约下，张万卿将其继承自祖上的土地一段卖给尤氏。按照清朝的习惯，这一契约出卖的标的是完整的土地权利，既包括田骨也包括田皮，即“租并佃”；契中称“日后永无言及贴赎等情”，表明该契约行为的性质当属绝卖，即断卖。契约言明，钱已收讫，该地听由买主“管掌为业”。这里的“业”显然是指该土地的全部权利，也就是学者所称的“土地所有权”。然而，在清人的心目中并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观念，甚至连对田骨的权利也并不被看作是一种对土地的所有权。关于这一点，请看顺治八年(1651)，安徽省休宁县许阿吴所立卖契的例子：
廿四都一图立卖契妇许阿吴，今自情愿将承祖阄分田乙号，土名廿亩，系敢字乙千乙百四十三号，新丈 字 号，计租八□零十井□，计税乙亩乙分六厘。其田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今将前项四至内田租，尽行立契出卖与许 名下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议定时值价银捌两整。其银随手一并收足。共田今从出卖之后，一听买人自行管业收留受税为定……其税奉例即行起推无异。(例2)（注：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9页。）
例2是一个卖契，标的是许阿吴从祖上遗产中分得的，且有中人作保，因而其权利当是没有问题的。契约提到了“其税奉例即行起推无异”，指的是土地纳税的义务因该交易而从卖方按照惯例转到买方，自土地交易后即由买方负责纳税，因而可以认定为是将契约标的绝卖的行为。因此，依现代民法的观念判断，立契人许阿吴卖到许某名下为业的当是土地的所有权。然而当事人却称“今将前项四至内田租，尽行立契出卖与许 名下为业”，也就是说，在当事人看来，其转让给许氏为业的对象并不是土地或土地所有权，而是收取该土地田租的权利，并且不是收取当年田租的权利，而是永久收租的权利。严格地按照语义来解释契约的这段文字，可以认为在清人的观念中，“业”只是指称收取该土地的田租的权利。嘉庆十五年(1810)的一个卖契则将这种观念表达得更加清楚：
立断卖送城租米契约字人李崇忠，今因需钱应用，情将父手遗下租米壹石五斗，兄弟相共，其田坐落洪家窠亭前，内抽出崇忠已分送城租米柒斗五升正，册载民粮柒升五合，欲行断卖，请问房亲人等，俱各无力承交，次托中人引进到黄凌名下近前断买，当日经中三面议定时值价铜钱壹拾陆千文正，立契之日，一并交足，分文无欠，自卖定之后，任凭照契管业。(例3)（注：“送城租米”是指由于田主住在城里，佃户的交租义务不仅包括租米的数量，而且包括将租米送至城里田主手中的劳务。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7页。）
这是一份“断卖”契，也就是绝卖契。卖主李崇忠与其兄弟共同继承了其父遗下的一块土地，每年收租一石五斗，兄弟二人各得一半，现李崇忠将其分得的一半绝卖。既是绝卖，所出卖的应当是土地所有权，但是李崇忠和买主却明确地认为他们所交易的“业”是“送城租米”，甚至连土地的四至都无需言明，也无需将土地在其兄弟二人之间分割。可见，在清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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