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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何以赞美《齐风·猗嗟》 ——从上博简《诗论》看春秋前期齐鲁关系的一桩公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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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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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称其母为“姜氏”，正是郑庄公鄙夷其母的一个表现。这里不以“姜氏”相称，并不应当视为鲁庄公要与其母断绝关系。《公羊传》解释《春秋》的这个记载，应当是近乎实际的。它说：
孙者何？孙，犹孙(逊)也。内讳奔，谓之孙(逊)。夫人固在齐矣，其言孙(逊)于齐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
何休《解诂》云：“礼，练祭取法存君，夫人当首祭事。时庄公练祭，念母而迎之，当书迎，反书孙者，明不宜也。”这里是说，为桓公举行练祭时当以桓公夫人为首祭，庄公怀念其母而欲迎其返鲁。鲁庄公“念母”，本为孝子之“善”事，而《春秋》只记“夫人孙于齐”，所以《公羊传》认为这其间便寓有对于鲁庄公的贬意。不管此处是否有贬意在（注：关于此处的贬意，唐代徐彦《春秋公羊注疏》卷八谓：“文十八年夏，‘齐人弑其君商人’，而不书其葬者，以责臣子不讨贼也。似文姜罪，实宜绝之，公既不绝，宜尽子道，而反忌省，故得责之。”），都可以说，鲁庄公在为其父举行练祭时曾经“念母”而欲迎文姜返鲁，则必当为事实。庄公的杀父仇人公子彭生已应鲁国要求而被齐处死，在这种情况下，鲁庄公欲迎母返鲁，表明他已取宽容态度来对待其母。鲁庄公的宽容应当是付诸实践了的，大约在鲁庄公元年文姜即已返鲁，所以《春秋》才于翌年有文姜赴齐的记载。
儒家所强调的子女的孝道，是将孝敬父、母连在一起的。孔子论孝，从来没有忽略对于母亲之孝。孔子此类言论甚多，可举《论语·阳货》篇论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一段话为证。是篇载孔子语谓：“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子女对于父母的缺点、错误可以谏劝，但这并不影响对于父母的孝敬。按照《论语·子路》篇所载孔子的说法，便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按照《孟子·离娄》下篇所载孟子的说法便是“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所谓“隐”，所谓“不责善”，并不简单地是隐藏或不批评之意，而是包含着对于父母的深切理解。从根本上说，这是为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及父母对于子女的“恩”情所决定的。将犯有过错的父母视同路人而寡情少义，当即儒家所不赞许的劣行。
五
《诗论》第21简载孔子语“《於(猗)差(嗟)》，吾喜之”，这是对于《猗嗟》全诗的肯定，其中当然也包括着对于鲁庄公的赞许。第22简指出“《於(猗)差(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喜之。”这是孔子具体指明他喜欢《猗嗟》一诗的主要原因。
儒家关于“家——国”的伦理观念，集中见于《大学》一篇，其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化为一个系统格式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之前者，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其后则是参与社会实践以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治国平天下则是人的远大目标之所在。这种伦理观念，即古人所谓的“修齐治平”。用《孟子·离娄》上篇所载孟子的话来说便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赞许鲁庄公重视国家利益、顾全国家利益这个大局，可以看出孔子已具有家国一致、国重于家的观念。《论语·颜渊》篇载仲弓问仁，孔子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作答，可见邦(国)与家是并重而不可偏废的。并且“邦(国)”、“家”二者相比，前者应当是重于后者的。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忠，一是孝。国家观念在孔子时期已经兴起。忠于君与忠于国，事同一理。国家利益摆在“孝”之前，所以《论语·颜渊》篇排列的次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与鲁庄公虽然有杀父之仇，但事过境迁，再耿耿于此，于鲁国并无益处可言。“忠”，一般说来是忠于君，但对于作为诸侯国君主的鲁庄公而言，他的“忠”就是忠于鲁国，即国家利益至上。《论语·阳货》篇载孔子语：“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关于文姜之事，鲁国当不乏好事之徒喋喋不休，鲁庄公取不理睬的态度，而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调整好与齐国的关系及稳定鲁国内部局势上，应当是最佳选择。他的这种做法显然为孔子所赞许。那些孜孜于传播文姜丑行而攻讦鲁国君主的做法必然被孔子视为旨在颠覆邦家的“利口”者之作为，一定会被孔子置于厌恶、排斥之列的。
《猗嗟》诗谓“四矢反兮，以御乱兮”，鲁国当时的形势有何“乱”而必须早作准备、未雨绸缪呢？愚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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