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的演变都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兴衰与否同步展开的。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也具有相似的发展特征。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唐代御史的发展变化时，却会发现历史文献所揭示出的并非仅仅是一条由盛而衰的简单曲线。事实上，围绕御史的记载，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两条表现各异的发展曲线。一条在官僚制中，呈现出逐渐向上的发展轨迹；另外一条则在社会现实中，所呈现出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它反映了唐代政治社会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以下，试对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做一初步探讨。

    　　　　一、官僚制中的御史台地位

    唐人李华天宝十四年(755)撰写的《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记载了从隋末义宁(617)以来至天宝末年(756)，御史大夫出任宰相以及相关的情况，他说：
    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声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开元、天宝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务简，益重地清弥尊，任难其人，多举勋德，至宰辅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者九人，异姓封王者二人。[1] (卷三一六)
    这一记载表明，隋末唐初以来御史台长官地位显赫，是升迁宰相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央高官之间迁转改任的一个主要职位。另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御史台长官直接或间接升至宰相的唐前期有20人次，后期有19人次，据此可知，御史台长官始终是最高决策层的主要候选者之一。
    不仅如此，唐后期中央还调整提高了御台史长官的品阶。唐初，御史大夫品阶是从三品，御史中丞是正五品。会昌元年(841)武宗即位后，五月辛未，中书门下奏：
    ……又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寺监、少卿、少监、司业、少尹并为寺署之贰，皆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望升为从四品。从之。[2] (卷一八上，《武宗纪》)
    这里，中书门下奏请实际上处于宪台之长的御史中丞品阶升为从四品，武宗虽然同意，但是，当年并没有立即实施。《唐会要》记载：
    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状：“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又汉末复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九寺少卿及秘书少监，以国子监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升为正四品下，为大夫之贰，令不隔品，亦与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望令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参议闻奏者。’……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敕旨依奏。[3] (卷六○，《御史台上》)
    上述史料显示出武宗在会昌元年五月接到中书门下的奏章后，于次年十一月颁布诏令，让群臣对中书门下提出的奏请进行审议，对御史台长官晋升品阶一事表现出一种慎重的态度。当年十二月牛僧孺等人做出了以上的回答。其结果，武宗将御史大夫升为正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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