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
 |
时间：2009-7-24 13:47:15 来源：不详
|
|
|
nbsp; 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寖而成俗……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8] (卷六三，《策林二》“使百职修皇纲振”)
白居易所说的“近代”，主要是指德宗即位以后。他在“达聪明，致理化”一文中曾说：
自贞元以来，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匦者，寝而不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见于一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一声。[8] (卷六四，《策林三》)
白居易认为德宗贞元是一个对后期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他还指出贞元以来社会风气的一大特点是：
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先达者用以养身，后进者资而取仕。日引月长，炽然成风。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嗟乎！自古以来，斯道之弊，恐未甚于今日也……故殿最之书虽申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今则尚书六司之官，暨于百执事者，大凡要剧者多虚其位，闲散者咸备其官。[8] (卷四四，《为人上宰相书一首》)
唐人杜佑也曾因为穆赞是故人子弟，“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16] (卷辛)。然而，在后期士风转变过程中，像这样明哲保身，避免是非的观念还属君子风度，在元稹执笔的穆宗诏书中则向我们揭示出另外一类官僚的从政劣迹：
朕闻昔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帝耻言人过，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还，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则专蔽，诱掖其说则侵诬……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杂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词，实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纵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简易；提纪纲者，不能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益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我国家贞观、开元，同符三代，风俗归厚，礼让偕行。兵兴已来，人散久矣。始欲导之以德，不欲驱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无耻格，益用雕劇Ｐ≡蜃酆酥钟谙卤玻淮笤蚴嗷嘏阅佑诒⊥健Ｉ心钜蚨嗉热テ溆日摺６壮嫉染迤浣荆纯顺吻濉18] (卷四○，《戒励风俗德音》)
如上所示，在穆宗时期的臣僚中，传统的仁义礼让、勤勉奉公的观念已变得极为淡薄，取而代之充斥官场的是尔虞我诈，搬弄是非，相互排斥，争权夺利。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必然给士人传统的道德理念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后期官僚的价值观、执行公务的态度转变都应该与这种政治大气候有关。宣宗大中三年(849)十一月，御史台在奏文中指出：
应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当司官三十余员，朝廷旧例，月限守官，年劳考绩。今监察御史以二十五月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承前远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务逗遛，积延时月。年终考课，使系虚月。官事劳苦，并在旧人。侍御史周岁而迁，或到城欲及满岁，监察二年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违，曾无督责。臣请自今已后，应当司官除新授者，并请以上后系月，仍以上日在后者为新人，不更数虚月。不唯分月直之劳苦，抑亦促远来之道途。[3] (卷六○，《御史台上》)
这条史料表明后期任命的御史在赴任途中有意拖延时日，以致有花费半年之久才能抵达长安者。其结果必然导致年劳考课制度徒有虚名，有年无劳而已。此外，从唐人对就任御史职务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我们不难推知后期上任御史职务，未必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情。而后期士人之所以依然看重御史的原因，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其一、御史是进入清官序列的门户；其二、御史的任期短，迁转快。总之，在上述官僚社会发生的诸种变化的影响下，御史素质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痕迹，它不仅损害了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为中央选任官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而使御史台乃至中央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因此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nb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