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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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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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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御史中丞升为正四品下，比原奏请的从四品更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外，从后期调整兼任御史台长官在朝会时所立班位的过程，也可看到类似的变化。如所周知，唐后期中央为了安抚藩镇节帅，一般都委任他们兼任相职或御史大夫及中丞等头衔。随着这一做法的普遍实行，后期百官朝谒时的班序出现了问题。德宗贞元二年(786)御史中丞窦参曾奏请“诸使兼宪官职，除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防御等使，余并列在本官之位”。此后，元和元年(806)宪宗敕令“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类官之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武宗会昌二年(842)尚书左丞孙简对此提出异议：
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台省，立位稍迁，颇紊彝制，理亦未通。今据台司重单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检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其尚书左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类官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左丞品秩既高，又处纲辖之地，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岂可骤居其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
很显然，尚书左丞孙简激烈反对兼任御史大夫、中丞的户部侍郎，朝会时位居左丞之上的理由与其个人的地位受到损害不无关系。对于孙简的上述意见，“武宗诏两省官详议”，结果众臣“皆从简请”[4] (卷二○二，《孙简传》)。但是，次年二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崔于等人又上奏：
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国宪法，朝廷纪纲，宠此班位，以峻风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领务重，特为宠异。须敕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况今使下监察御史里行，朝谢时，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参彼，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敕，御史大夫进为正三品，中丞进为正四品。郎官望等，尤为重任，合崇宪职，式协朝章。请准前例，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书左、右丞之上。敕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务广询谋，理宜从众，依崔于等状，便为定制。”[3] (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左右丞”条)
最后，武宗决定仍沿用宪宗朝旧制。这样，朝会时不仅兼任大夫者位居尚书左丞之上，兼任御史中丞(正四品下)者，也在尚书左丞(正四品上)之上。既然兼职者尚能如此，御史中丞在朝会所立班位自然也从唐初的立于五品官之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正式改为四品官之上了。
另外，据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在唐代前期御史中丞升迁中央三省官的29人中，担任尚书省侍郎(正四品)的14人，占48％，后期同样升迁者有24人，担任侍郎者18人，占75％[5] (p. 310)。可见，唐后期御史中丞不仅品阶有所提高，而且在改任中央侍郎方面比较前期有了明显的增加。御史台长官在中央高官迁转改任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从普通御史在官僚迁转过程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唐代官吏有清浊之分，在选授官吏时严格规定“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6] (卷二，《吏部尚书侍郎》)。即“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2] (卷四二，《职官一》)。在清流之中又分为清望官和清官。所谓清望官主要是指三品以上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侍郎等重要职务。御史台官僚中，除去御史大夫属于清望官之外，其余均在清官之列。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唐代关于“清望”一词的意义，并非仅此一端。例如，在上引史料记载中还有“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则否”。其注曰：“谓监察御史、左右拾遗、大理评事、畿县丞、簿、尉，三任十考以上，有隔品授者”[6] (卷二，《吏部尚书侍郎》)。可见，这里所谓“都畿清望”与前述“清望”的概念与官品都不尽相同。关于其中的缘故，史书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但是，很显然给这些卑品职官冠以“清望”之美誉的做法，表现出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御史一职的份量由此也可看出。
另外，在唐代的清官中还有一部分官员被称之为“清要”之官。《旧唐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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