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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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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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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御史”[2] (卷一六四，《王播传》)。“(穆)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2] (卷一五五，《穆宁传》)。韩泰贞元十一年进士及第[13] (卷一四)，“词学优长，才器端实”[14] (卷三九，《举韩泰自代状》)。范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2] (卷一八五下，《良吏下》)。“李程字表臣，陇西人……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2] (卷一六七，《牵程传》)。刘禹锡、柳宗元二人更是一代名流，史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2] (卷一六○，《史臣曰》)。可见，上述诸人除去冯邈史有阙文，不得其详外，其余均为科举及第，并且都是以词学著称于世的名人。
其次，对于后期的丞郎，史书有如下记载：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15] (卷下)
所谓丞郎，是指尚书省左、右丞与六部侍郎，他们掌握着尚书省的实际运作大权。而且，丞郎的人选多来自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名声很高的职务，使得丞郎在后期社会的形象更为完美。宣宗时期有如下的一段故事：
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请丞郎，(京兆尹)崔(郢)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16] (卷辛)
在户部使夏侯孜看来，给事中(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是可以与丞郎(正四品下)的地位划等号的。没有经历过这两个职务的京兆尹虽然是从三品官阶，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酒宴，因此必须以罚酒处之。根据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推知的是，后期中央委派这些众望所归的郎官、丞郎来担任御史、或与御史台长官相互转任，其意图都是为了提高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声誉。
那么，为什么中央需要如此刻意来提高御史台的声誉呢？这恐怕与后期御史台形象不佳有着密切关系。如史书所云：
(御史中丞温)造性刚褊，人或激触，不顾贵势，以气凌藉。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凡事有小而关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乱由之生。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2] (卷一六五，《温造传》)
类似的事件还有：
(鲍防)为礼部侍郎时，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导骑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及参秉政，遽令致仕。(鲍)防谓亲友曰：“吾与萧昕之子齿，而与昕同日悬车，非朽迈之致，以余忿见废。”防文学旧人，历职中外，不因罪戾，而为俗吏所摈，竟以愤终。[2] (卷一四六，《鲍防传》)
白居易在“论刑法之弊”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8] (卷六五，《策林四》)
上述舒元褒称御史中丞为“法吏”，鲍防传中将侍御史称为“俗吏”的言辞，无不明显地流露出后期士人对御史台的轻蔑态度。本来，御史台成员都素以法官自居，如《新唐书》记载武周时期： 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4] (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再如：
永徽二年(651)七月二十五日，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银奴婢等。诏付群臣议奏，上怒，令于朝廷处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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