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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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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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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2] (卷一八五上，《良吏李素立传》)
这条史料表明，由于职务性质的不同，在同级职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尽相同。通过这些记载，监察御史与侍御史等职务在仕途迁转上所占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御史台职务在唐代一直被士人所看好，即便是唐后期也是如此，史书记载：
宣宗读《元和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见丹行事，遗爱余风，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上曰：“速与好官”。御史府闻之，奏为御史。[7] (卷七，《补遗》)
白居易在“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中也说：“凡殿内御史，虽文才秀出，功课高等者，满岁而授，犹曰美迁。”[8] (卷四四)此外，御史职务在后期作为褒奖授予他官的记载更属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所记：
御史府自中执宪暨察视之官，皆显秩也。唯怀才而展效者，可以授焉……故以宪职，第而宠之。[8] (卷五一，《中书制诰四》“张讽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
这种以御史官“用申褒奖，以劝忠勤”[8] (卷五二，《中书制诰五》“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的做法在后期尤为明显。总之，通过以上“好官”、“美迁”、“显秩”等观念的使用，都可明显感觉到唐后期的御史职务在官场中仍然是一块士人向往的“肥缺”。
二、唐后期现实中的御史台地位
检索唐后期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常常发现一些与上述情形不尽相同的信息。首先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后期郎官兼任御史的现象极为普遍。唐人常兖在“授崔宽侍御史知杂事制”中写道：
敕朝散大夫守尚书考功郎中……崔宽，南台自两丞之亚，以久于其职者，参领群务。近制，或选尚书郎累更执宪，著称一时，多以本秩行御史曹事，以宽介直方洁，秉彝守中，学可辩政，文皆达理……可兼侍御史知杂事如故。[9] (卷三九四，《中书制诰》)
上文所说的“近制”，应该是指安史之乱以后的制度，崔宽任命侍御史的时间在代宗大历年间。那么，为什么当时要以郎官“累更执宪”？杜牧曾明确指出：“……御史府其属三十人，例以中台郎官一人稽参其事，以重风宪。”[10] (卷一七，《郑处晦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杂事制》)对此，宋人王应麟撰《玉海》中也有如下记载：
(武宗)会昌三年(843)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后为大司空，宜升正三品。大夫秩崇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升正四品，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任。[11] (卷一二一，《唐御史台》)
上述史料共同表明，后期无论是御史还是其长官都要借助郎官、丞郎来提高其社会威望。其实，郎官兼任御史并非后期才有，玄宗开元时期就有宇文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的记载[2] (卷一○五，《宇文融传》)。但当时还没有以员外郎来“重风宪”的必要，反之，是以“风宪”的职务来抬高括户使宇文融的声望。
那么，为什么后期要用郎官或丞郎来提高御史的威望呢？文献记载表明，唐代的郎官、丞郎是深受士人青睐的职务。特别是郎官的人选多来自知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史书云“尚书天下之本，郎官皆为清秩，非科名文学之士，罕与其选”[10] (卷一七，《韩宾除户部郎中、裴处权除礼部郎中、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显然，后期以郎官出任御史是为了藉此提高御史的社会威望。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柳宗元《祭李中丞文》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例：
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将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贽(质)，奉议郎行殿中侍御史冯邈，承奉郎守监察御史韩泰，宣德郎行监察御史范传正，文林郎守监察御史刘禹锡，承务郎监察御史柳宗元，承务郎监察御史李程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赠刑部侍郎李公之灵。[12] (卷四○)
其中“(王)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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