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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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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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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唐后期最能反映御史地位变化的是他们所遭受到的待遇。众所周知，唐前期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名言：“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2] (卷八八，《韦思谦传》)。史称开元年间，“御史出使……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3] (卷六二，《御史台下》)。那么，后期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史书记载：
故事，府官避台官。(德宗朝，京兆尹李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2] (卷一三五，《李实传》)
宪宗元和五年(810)春正月：
召(元稹)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19] (卷二三八)
其后，文宗大和九年(835)四月：
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京兆)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贾)餗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餗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17] (卷二四五)
文宗开成五年(840)四月：
河南尹高铢，与知台御史卢罕街衢相逢。高铢乘肩舆，无所避。二人各引所见，台府喧竞……都省议，台府相避，本无明令。按前後例，知杂御史与京兆尹相逢，京尹回避。今东都知台御史即一员，兼得行中丞公事，若不少加严重，即恐人不禀承。今据东台所由状，从前河南尹皆回避。请依上都知杂御史例为制。其上都御史，人数稍众，若令京兆尹悉皆回避，事恐难行。请自今已後，京兆尹若逢御史，即下路驻马，其随从人亦皆留止。待御史过，任前进。其东都知台御史亦请准此为例。[3] (卷六八，《河南尹》)
这些史料都生动地反映出唐后期御史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宦官的欺凌，还要受到京都、洛阳长官的辱骂。特别是元稹一例，在遭受宦官侮辱后，又受到贬官的处分。白居易等人为此特意上奏要求宪宗主持公道，但是在宦官拥立下继承皇位的宪宗不可能改变对元稹的处分决定，最后的赢家只能是宦官。
后期御史台雄风不振，还表现在御史入朝前的待遇上。太和四年(830)三月，御史台奏：
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祗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821)八月，于中书南给官地，度支给钱，置仆射祗候院例，给此地充三院御史祗候院。请度支给钱一千贯文，台司自句当，从便起造。伏以御史风宪之职，行止有常。朝堂祗事，每日须入。从前假借，不遑启居，或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今伏请前件地名，及起舍价。伏乞圣慈，允臣所请。”敕旨：“依奏”。[3] (卷六二，《御史台下》)
虽然关于唐前期御史入朝之前，如何“祗候”的记载没能保留下来，但是上述御史“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的尴尬情景决不会是盛唐时期的描述，而只能是后期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
综上所述，唐后期御史形象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从官僚制度的硬性规定看，御史地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御史在仕途迁转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御史在士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期所处的境遇并不乐观。我们认为史书中出现这两个方面的记载并不牴牾，它客观的记述了后期执法部门的真实处境。一方面，尽管唐王朝江河日下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是御史台是中央唯一的监察机构，是维护专制君主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法律机构，它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央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它。正因为如此，先后出现了德宗朝任用文化名人来担任御史，武宗朝提高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品阶等积极措施。但是在礼崩乐坏、士风日下的历史大趋势下，御史的素质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发生下滑也是在所难免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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